包惠僧本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小心谨慎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一向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原本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但又怕这样做会失去组织的信任，认为自己不愿意承担党的工作。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代理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包惠僧到任后，首先就是与军校教育长钱大钧极力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在军校闹事。当时，教育长钱大钧虽然思想也向右倾斜，但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也不敢过于表露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因而，两人合作得还不错。
包惠僧认为军校学员之所以不安分，打架斗殴，其关键就在于两派政治观点的交锋，而这个问题目前是无法调和的。其次，在于青年人精力充沛，生性好强。因此，必须减少两派相遇的场面，加重学习负担，使他们没有功夫再想其它事情。于是他们安排了很多的政治课程，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学生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军事操练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听政治课。如此一来，搞得学生十分疲惫，睡眠不足，想打架也没力气了。
在这段时间里，包惠僧还和钱大钧进行了分工。白天，钱大钧亲自到课堂和训练场督阵；晚上，包惠僧则分别接见双方学员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就这样，在他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变化，也没再闹出大的乱子。表面上看，青军会与孙文学会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方急需大批的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调包惠僧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加之受失败情绪的影响，为了生计，他成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的幕下参议。以后，又成了蒋介石的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48年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局长。全国解放后，他从澳门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请求共产党宽恕自己的罪过。其后回国，1957年出任国务院参事。
无为而治的邵主任
1925年8月20日上午8时半，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赶去参加会议时，就在同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收买的刺客给暗杀了。噩耗传来，黄埔师生悲痛万分。周恩来奋笔疾书，写下了“勿忘党仇”四个大字，并以此为题，撰写了悼念文章。
廖仲恺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汪精卫继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职务。汪精卫无论从资历、威望，以及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上都无法跟廖仲恺相比，蒋介石根本不买他的账。所以，自从廖仲恺去世后，国民政府内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遏制蒋介石在黄埔扩张个人势力了。
汪精卫也有自知之明，虽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他继任军校党代表，但他深知这是老蒋的地盘，所以，也懒得插手去管。如此一来，军校里国民党右派师生就愈发猖狂，屡屡向共产党师生挑衅，打架之风又重新刮起。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就连第四期的入伍生也参加了战斗，而打架之风在这些战斗部队里就更加严重了。
蒋介石认为通过这些争斗，正好可以从中培养一批黄埔学生和部队官兵对共产党的仇恨。因此，他也就不想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争斗。但是，他又担心怕因打架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为此，特下了一道手令：
各军、中央军校官生：
作战期间，务以精诚团结为要，凡各团体与个人以私争妨害作战者，皆以军法论处。
这一道无具体所指的命令，自然煞不住两派打架的风潮。更何况，打架归打架，打仗归打仗，这一点两派都分得清清楚楚。有仗打时，不分彼此，双方相互支援，协同作战；没仗打时，你看我不顺眼，我瞧你不舒服，一言不和，即刻动手。既然打架并没有影响战斗力，蒋介石也就懒得再去管打架的事。此现象，在古今中外军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自从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后，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的位置就一直空缺着。蒋介石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由当时任军校秘书长，他在上海的老熟人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辉，前清举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10年，并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时期，在他主编的《觉悟》副刊上，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方面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觉悟》副刊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影响是很大的，不仅促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同时也对促进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随后，邵力子参加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邵力子当时除了办报、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外，还参与当时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并经常去各类学校作演讲，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在与工商界人士往来的过程中，除了做宣传工作外，还兼做筹集资金工作。
邵力子在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虽说如此，但他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很密切。邵主任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参政，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实在是难为他了。
每天上午，邵主任都要到军校转一转，看一看，除了作一些政治演讲外，其它的具体工作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去处理。他与军校师生们保持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关系，这主要是他认为国共双方的人都不能开罪。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他都尽量用孙中山的话去作解释，或者采用“中庸”之法，打着“哈哈”，一带而过。
但是，军校的两派人物并不因为邵主任的“中庸”之法而放弃争斗，而是小闹天天有，大闹三六九，搞得他也十分头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