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左右，我们组在做一个与核爆炸效应有关的课题，研究的介质不是固态，也不是流体，而是一种弹塑性状态。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大家都在啃书本。彭先生的办公室和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弹塑性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正在啃书本呢。他就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天，我们抬了一块黑板，彭先生就用粉笔给我们推导弹塑性理论的方程，一个黑板写满，擦掉，接着再推，他也没有任何稿子，但是推导得非常系统、清楚，然后给我们讲这些公式、方程的条件如何去假定，有哪些物理参数需要实验来获取。讲了一上午，我们真是佩服至极!因为原来没有讨论过弹塑性问题，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也这么精通，让我们折服。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长者原来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讲到这里，杜祥琬深情地微笑着停顿了片刻，似乎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一个富于刺激性的问题
杜祥琬认识彭桓武时，先生已经50岁了，从那时起到先生90多岁，几十年时间，乃至彭先生的一生，他都在做着开创性的工作。“从原子弹到氢弹，没有人教中国人怎么做，都是彭先生和老一代物理学家自己创新、研究，带领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说。
彭先生晚年仍然在思考重要的科学问题。杜祥琬记得，老先生90寿辰时，还给大家作学术报告。“那一幕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他整90岁了，还自己操作电脑，用全英文的幻灯片给大家讲他思考的广义相对论问题，思路清晰，没有任何废话，题目就是《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他是怀着很浓厚的兴趣来做这个前沿题目的。他讲完，主持会议的周光召在台上说：‘我明年也来做这个事情，年纪大的人组织一个团队，你们年轻的人组织一个团队，我们比比看。’他是在鼓励青年朋友们学习彭先生的精神。”
大约两年前，彭桓武先生还在《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谈到了物理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有一点给杜祥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如何实现受控核聚变的问题。现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两种思路实现受控核聚变，一个是磁约束核聚变，一个是惯性约束核聚变。彭先生认为，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最好再创造一种新的受控核聚变方式。这种思路是别人所没有的，其他人都是在讨论用哪一种方式好，而彭先生则认为要另外创造一种新的思路。我想这也体现了彭先生的创新精神。”
愿宁静而致远 求深新以升腾
从表面上看，彭桓武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的表情常常很严肃，但彭先生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出。彭先生喜欢诗词，常常按照严格的格律写诗填词。在彭先生怀念亡妻的《香山恋》中，有这样两句话令杜祥琬感动，那就是“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所谓“宁静”，彭先生还曾作了专门的解释：“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疑，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对“深新”二字，杜祥琬理解，一定要有深度、要追求创新。“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杜祥琬说。
1972年，彭桓武调离九所，他留下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杜祥琬解释，这项事业是集体的，他作为带头人一点也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还要发扬创新精神。
杜祥琬曾听在九所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吴翔回忆过有关彭先生的一个细节：“彭先生非常从善如流，提携后人。1969年，有一次在核试验场讨论地下核试验的具体问题，彭先生讲完后，于敏站起来说：‘我补充一下。’其实于敏的观点和彭先生的不一样。于敏讲完，彭先生立刻站起来说，于敏说得对，按他说的办。”“科学理念本身就具有朴实性和实践性，这在彭先生身上体现得很好。他始终工作在第一线，亲自推导公式、方程；他虽是理论物理学家，但却非常重视实验。”杜祥琬说，今天的科技界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树立为国家、社会贡献的价值观，而不是满足于自己出几篇文章、得几个奖项等等。“这些不是目标，而是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结果。彭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得什么奖，他是科学家做人的楷模。”
2005年，彭桓武90寿辰，杜祥琬以一首小诗表达敬意：“物理理论功底深，严谨治学见精神。辛勤耕耘育人才，两弹事业立功勋。九十春秋术深新，学界泰斗仍谦逊。肃然起敬前辈师，童心不泯永献身。”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永世不忘!”杜祥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