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两个动力
“彭先生一生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国家战略需求，一个是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这两个动力推动着一位科学家为祖国工作了六七十年。”杜祥琬告诉记者，1961年到1972年间，彭桓武在当时的九所工作，经历并完成了原子弹、氢弹、核试验由大气层转入地下的重大突破。
“我有幸在彭先生领导的理论部工作，认识彭先生也很有缘。”回想起当年到九所工作的情景，杜祥琬说，高中毕业时他选择学习天文学，但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学了一年俄语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没有去成，他被分配到北大数力系学习。1959年，钱三强作为二机部副部长，选派了一批人到苏联学习核物理，杜祥琬也被选上，并在1964年学成回国，分配到九所工作。“从研究宏观的天文学到研究小原子核的理论，我有缘在彭先生指导下工作是与钱先生有关的。此后，我一直在一个正派、正气的环境中工作，老一辈物理学家学术根基很深，非常重视人文修养，所以，我也感到非常幸运。”
老先生们一个一个的离去，杜祥琬说，他们创造了载入史册的业绩，而他们的价值观和经验则是最宝贵的。“彭先生是一个爱国奉献的人。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在英国，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回中国？他说：‘中国人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国才需要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善于逻辑思维的物理学家非常有逻辑性的回答，也明白昭示了他的内心，就是要回来为祖国效劳。”
“彭先生这几十年的工作，包括应用性很强的核武器的突破、基础性前沿性很强的理论物理工作，从他身上，我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类动力，一个是国家需求，一个是对科学的执著追求。钱先生推荐他到九所去工作，他就隐姓埋名为中国的核事业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地工作；后来，他的夫人去世后，将近30年独自一人生活，他靠的是对科学的执迷、对真理的追求，一直活得很有劲头。”杜祥琬说，彭先生为国家、为科学奉献了全部的智慧和一生的精力，自己不留任何东西。
“我们当时不知道原来他是大人物”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唯真求实，踏实地做学问。杜祥琬说：“彭先生不太善于言辞，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如果让他讲非技术、非科学的东西，他不大会讲，但是讲起物理学来非常有条理。”
刚到九所工作时，杜祥琬只有20多岁，彭桓武已是50岁左右，而周光召等骨干科学家都是30多岁的光景。彭桓武衣着不修边幅，又没有任何领导的架子，年轻人经常遇到这位长者，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个曾经和世界物理学界大师一同工作、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大人物”。
杜祥琬告诉记者：“我来的时候正是突破氢弹的时候，氢弹要做成，热核材料必须在高压和高温下燃烧，但是如何人为创造这种条件，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一群人便开起了讨论会。大家随便上台，在黑板上画图、写公式，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然后进行计算，气氛非常民主。彭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平等地讨论。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非常善于粗略估计，他能抛开物理问题的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估计一个数量级的东西，给人以概念。”对此，黄祖洽曾在彭桓武80寿辰时撰文写到，彭先生当年常听海特勒讲，善于用心算估计数量级来辨别哪些关联是起主要作用的，这项本领标志着物理学家的成熟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杜祥琬等在九所工作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彭先生当年留英的重要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先生工作时间绝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