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场上，我始终在前沿指挥。战场上一个团长出缺，就任命我为团长。事情是这样的：三十师师长白濡清，指挥失灵，贻误战机，着即撤职听候查办，所以三十师师长的缺，由九十团团长陆呈文升任，九十团团长的缺由我接任。可我所在团团长柴作舟，因战场上全团由我指挥，调出我拆了他的台，请求上级收回成命。我便未去九十团任职，仍在八十九团任中校副团长。 蒋、冯、阎大战以冯、阎失败而结束。阎锡山在山东的部队向黄河以北撤，为了减少敌人追击的压力，挑了1000精华成立奋勇队，命柴作舟带领，打蒋军几个重点。柴作舟把命令交给我，让我负责。
我率领奋勇队把指定的重点打下来后，给上级写去两个胜利报告，都未见回音。我就拿了100块现洋，找地方上对道路地形熟悉的人和我派出的人一起，再去送报告。第二天上午送报告的人回来说：“师部、军部在前三天夜间都渡过黄河了，黄河南边就剩下你这支部队了。”我的部队被蒋军重重包围，已经伤亡300人了。我把阵亡的掩埋好，受重伤的寄放在老百姓家之后，召集4个营长开会。1个营长已经受伤，1个营长叫吴学禄，1个营长叫贺永时，少校团附叫陈匡福。吴学禄一听说别人都渡河了，就发了一顿牢骚，骂起大街来，尔后逃跑了。我夜间指挥部队突出重围，转移到黄河边，隐蔽在高粱地里。
第二天下午4时前后，看到黄河边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战士要开枪打，我说：“不要打，把他抓来问一问。”他说是来接董团附的。我问他认识董团附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怎么来接呢?是谁叫你来的?他说是刘老头。我问刘老头是谁?他说叫刘昌荣。
刘昌荣是我团一营营长，在家里是青帮21辈老龙头。来人开出一条小船，我派两个人同他一起过了黄河，带来了20只大船。有了这20只船，我喜出望外，命令部队分头上船，不管飞机炸不炸，毅然渡河。只有一只船因载人太多，沉没到黄河里了。过黄河后，师长赶忙迎接我们，一见面就问：“你们团长呢?”我说：“团长就没过去。”师长说：“柴作舟团长逃跑了。”当时，就任命我为八十九团团长，我们在黄河北边守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部队调回山西辽县，由袁庆曾领导整·顿。连个营长都没给配备，我就跟上部队回绥远了。到了绥远后，也没工作，停了半个月，傅作义司令从太原打电报来，任命我为八十三团团长，接崔玉彦的班。以后我又改任四十团和四三六团团长，一连当了7年团长。
我在1933年任四三六团团长时，对日军进行了保卫北平城的长城战役，地点是怀柔县石场等地，连战3昼夜。
1935年我被提升为二一八旅旅长。经过绥东战役、百灵庙战役，打败了日伪军，使绥远土地保持完整。
抗日战争开始，我率二一八旅参加了察北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察北战役是打了日伪军在察北的重要据点商都，阻截了日军南下的要路；在忻口率领3000精华袭击了坂垣司令部，缴获3门野炮，100多匹军马，俘虏1名参谋；在太原战役中坚守北城与日军多次搏斗，未让日军越雷池一步。
部队由太原撤出后，于11月间我被任命为一O一师师长，直辖二一八、二一三旅。二一八旅旅长姚珠晋是保定五期学生，二一三旅旅长阎应喜是保定八期学生。从此，我率一O一师转战晋西北，经过离石战役、三岔镇战役、阳方口战役、绥南战役后改编为三三制，撤销两个旅部，直辖三个团，转战绥西，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西战役。
1940年3月份，在五原打了个歼灭战。黄河开河一般是3月18日至24日，我们利用黄河大水，在上游筑起大坝，20日开水，把日伪军在后套的据点都淹没了。五原县城较高，我部与据守在五原县城里的日军桑原特务机关长和增援部队须腾大佐打了一仗，最后彻底消灭了敌人。
1940年7月间，我升任暂四军军长。8月份蒋介石在重庆召见，9月份回绥。1942年改任为骑四军军长，经过河西伊盟战役，于1943年改任三十五军军长。不久，我带职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4年结业后，改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绥远。
1945年11月份，贺龙带领部队打绥远，我以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指挥了包头战 役，前后月余。贺龙部队撤退，我仍回十二战区政治部。
1946年7月间，我兼任暂三军军长。打了卓资山战役、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后，改任张家口警备总司令。 1946年11月份，我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一直到1949年9月19日起义。
部队起义后，毛泽东主席任命我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4月，我从绥远到北京晋见中央首长。到京后，先见了周恩来总理、聂荣臻、薄一波，他们一致说：“起义是好事，是受人民欢迎的。”4月27日晚?时，毛主席接见我，谈了3个半小时。在座的有傅作文、薄一波、高克林。毛主席说：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有什么可怕的!共产党和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搞宗派的，搞码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