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斌业专门学校里当班长。春天二三月间栽树，10个同学每人在学校宿舍边栽 3棵树，共栽30棵。驻地离学校远，离省体育馆很近。树要一个礼拜浇一次水。我找到体育馆馆长，说：“我们栽了树，在你这儿挑水近一点，行吗?”馆长同意了。我们10个同学里，有个年纪小的叫曹柄。一次，他在那里挑水，来了督军府里一个不讲理的副官，打破了他的头，弄得满身满头的血。我就说：“你太无理!你们允许我们挑水，我们才挑，不让挑，我们还不挑哩。你把小孩头打破咋哩?”副官说：“你还不服?”我说：“就是不服。”结果，打了架。我把一班人都带进去，把门压了；电话拆了，把不讲理的副官狠揍了一顿，直打得副官苦苦告饶。事后，督军府找学校，说你们学校的学生，把我们的副官打了。学校问：“这是谁?”我说：“是我！”校长荣鸿胪说：“押你禁闭！”押了一个礼拜禁闭，让我写检讨书。我就写了一篇督军府副官无理欺负人，我无过可悔的信。我对校长说：“你送我到督军府去打官司去，督军府副官不讲理，就那么欺负人啊!”校长集合全校学生开会，要打我100戒尺。我说：“我有理，不接受！”校长说：“你不接受，开除你!”我说：“好！”从此，就脱离学生生活了。
随后，我投效于国民军第二军。先后当排长、连长、营长、第九混成旅副官长。我从排长到营长只有两年。主要是我作战勇敢，战场上别人把武器都丢完了，我不但没有丢武器，而且还拾了4挺重机枪和几支步枪，回去就升成营长。此后，国民二军失败了。师长郑思诚，让我到武汉去。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来了，我们几个就到那里去跟郑思诚。国民二军30多万人，逃到武汉的有三四万人。武汉就利用这三四万人和干部编成了先遣队，有纵队，有支队。我当了支队队长，相当团级干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打下开封以后，冯玉祥的部队从西北来到了开封。然后我们部队一直南下。
当时，宁汉分裂，我部沿江东下。到九江后又奉命渡江北上，打了巢县、合肥、六安、霍邱、颍上、阜阳。到了阜阳以后，南京召开编遣会议。我们先遣支队打仗最多，但是，却先编遣了我们。属于编遣的军官到军事教导团学习，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
我们14位北伐军校级军官，认为蒋介石做事不公正，有偏心，不愿意进军事教导团学习，便一起到上海住了一个时期。青年人不做工作怎么行?那时，傅作义守涿州闻名中外，大家一致意见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投效。这样，我们一行从上海到天津，投效于傅部。
到傅作义那里住闲3个月。冬天，检阅部队，叫我们参加检阅。我们住在栈房，穿的是便衣，怎么检阅部队?参谋长陈炳谦告诉我们说：“警备司令说，你们一概不穿军衣，以第三者的身份站在边上看，不要问，也不要说话。哪个好就记好，坏就记坏，回去后，自己写好报上来。”看完检阅，14个人中被委了7位额外上尉参谋。当时，大家都不干，嫌官小。我说：“我不走，人家给了额外上尉参谋你不干。人家打了多年仗，把哪个有汗马功劳的人辞退呢?不可能给我们高级实权职位，只要好好干也能上去，咱不好好于，上去也要下来。”我坚定了不走的决心，并挽留下了柴玉峰。
我当了3个月额外上尉参谋以后，当上了少校参谋。那时，军阀混战，县里的李登明是日本士官学生。唐山住的是白崇禧，北平住的是张荫梧，傅作义在天津，就由李登明当三方联络员。三方谁也不写信，都是拿口传信。李登明联络回来交代不清楚，参谋长便让我当联络员。我联络回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