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与这样的压力有关，有一天，精细谨慎的于非愚想全球化时想溜号了，心思飞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新加坡后，没收回来，结果，等那个和于公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孩子泪流满面地让他赔车时，他才意识到，他连看自行车的工作都无法做好。他脸上的冷汗淌了下来，淌得比男孩子的眼泪还多。
这是一个寒意阵阵的深秋之夜，是于非愚找到工作的两个半月以后。按照网吧方面对消费者的承诺，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给了丢车男孩有限的补偿，那男孩也就放过于非愚了。可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没放过于非愚，依据工作合同，于非愚得交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罚款。于非愚不想把以前挣到的工资再还回去，他就表示，这个月算他白干好了，发薪的时候不必再给他。可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不干，他一定让他立刻交罚款，否则下半个月就不用他了。于非愚再三解释，说前两个月的工资已无剩余，都交了房租买了冬衣，如果这个月不能开资，到月底他都得借钱吃饭。他请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理解他的难处：“这是换季的季节呀。”可温文尔雅的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脸子一撂，说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呀，坚持让他赶紧认罚。于非愚平常有理都常常吃亏，现在没理，只能又急又气地自己窝火，结果，早上一回到出租房里，就发起烧来，头疼咳嗽浑身无力。到了下午，他估计自己上不了班了，就给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打电话请假，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他找人替他一夜。可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说，不是替你一夜，是永远替你，等你病好了过来一趟，用罚款换回你的身份证咱就两清了。于非愚这才记起来，他身份证还押在学校校长兼网吧老板手里呢。想到自己的最后一份证件也已失去，于非愚的绝望超过了疾病对他的打击。
在家里，也就是在夏老师的出租房里，于非愚与高烧搏斗了两天两夜，治好他病的，是有限的药和一盆盆滚烫浓稠的酸辣鸡蛋汤以及漫长的睡眠。退烧以后，他身上舒服了，但体质还很虚弱，一碗稀粥都无力一气喝完。他只能烂泥一样瘫在床上，任思绪带他东游西逛。
其实思绪没能力引他走得更远，他反复琢磨的还是那一件事：如何才能再找份工作。没有身份证他就无法找到新工作，而找不到新工作他就交不上罚款，交不上罚款他自然赎不回身份证，可没有身份证……这是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怪圈，于非愚陷在这个怪圈里不知如何脱身。尽管，他也知道，只要他一出现在用人单位，说我是谁，用人单位就能知道他是谁；但这个是谁却很难作数，一般来讲，用人单位只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证件对是谁还是不是谁的说明，不相信一个人空口白牙地对自己是不是谁的确认判定。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身份证，假身份证也行。想到可以办个假证，于非愚揪着的心松开了一点，甚至还有了些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段时间，于非愚这个倒霉的名字已经让他心力交瘁，伤心欲绝，人不人鬼不鬼地受尽了屈辱，他实在没必要非死皮赖脸地夺回于非愚的名份不可，名字不过代号而已，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即使叫莎士比亚或拿破仑或马克思，不也就是吃饭睡觉做事情挣钱然后死掉吗；而办假身份证，他恰好可以顺带着将“于非愚”这三个字带给他的晦气一扫而光，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张巍任杰于公赵依妍陶陶夏老师杨老板或随便什么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这时，想到自己也可以叫别人的名字，叫陶陶的名字，于非愚的思绪停滞了下来。想到他将像陶陶为她的孩子购买假证件那样去购买假身份证，想到他不仅要办假身份证还要使用假身份证，他的身体开始发抖，好像疾病又回来了。别说现在一文不名，已经没钱办假证件，即使有钱，办了假证，他有胆量使用它吗？他的心又揪成了一团。
于非愚无助地睁开眼睛，四处寻找，似乎在找陶陶，希望她帮他拿拿主意。但他看不到陶陶，只能看到暖气管子。屋里的四面墙壁，有两面伸延着暖气管子，一面墙上是一横一竖两根，另一面墙上只有一根横的。陶陶是吊死在暖气管子上的，那她显然利用的是两根横管中的一根，可她利用的是哪一根呢，是那根长点的还是短点的？于非愚有些遗憾，怪自己住进来时没问问夏老师，陶陶死在哪个部位。可他又没理由特意打电话问这件事，这让他心里异常烦躁。烦躁中，他硬撑着钻出被窝，在一根横管下边比一比，然后下地，踩上椅子，又去另一根横管下边比一比。但比较之后仍难确定。比较的结果只是，两根依墙横悬的暖气管子，都适宜上吊，当然了，前提是要有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于非愚又怪起自己来，陶陶用什么绳子上吊的呢，他也忘问夏老师了。
于非愚重又躺回床上，从不同的角度摸自己脖子。摸着摸着，他忽然想到，女人上吊可能好办一些，她们没喉结，把个绳圈随便套脖子上也就行了；可男人上吊，特别是那些喉结较大的男人，应该把绳子卡在喉结上边还是下边呢，这还真就是个问题。也许把绳子勒在喉结下边更科学些，比较容易一勒即死；而勒在喉结上边，那就如同把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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