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传说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有很多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药、算术等，都创始于黄帝时期。又传黄帝所创之医，为医之原理，“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 故后世称医学为歧黄之术。现存《内经》一书，即系托名黄帝、歧伯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故又称为《黄帝内经》。

　　注：根据考证，黄帝内经其实并非黄帝所作，其实际大约开始于战国时期，经较多的医家于不同时期逐渐积累著成，至西汉时期完成的医学著作。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又云：“故黄帝为有熊。”《史记》集解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又引黄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又，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班固《白虎通义·号章篇》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故黄帝部落的图腾当为“有熊”即熊。如，于乃昌、夏敏先生即说：“据考，黄帝统一中原后，召集各部落联盟，商讨部落联盟统一的图腾（即崇拜的偶像、徽记），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原来各大部落都有各自的图腾，黄帝集团有熊部落的图腾是熊；西南各部落的图腾为虎；南方各部落的图腾为蛇；东方各部落的图腾为鱼。还有的部落的图腾是鹰、猴、鹿、马等等”（于乃昌、夏敏著《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76—7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论证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杨亚长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姓、氏最早大都来源于氏族图腾，而我国的汉字最早则应主要来源于这种表示氏族图腾的象形文字，因而我们在探讨炎帝和黄帝氏族的图腾时，应当以分析他们所流传下来的姓氏为主要根据。据文献记载炎帝为姜姓（当以羊为图腾），黄帝为姬姓。姬字从女从，而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臣字实际上当为熊的竖立形象（为了便于书写和契刻而形成的惯例），所以姬字最早为熊的形象，“因而可证明黄帝氏族应当以熊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亦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豹、虎为前躯，雕、、鹰、鸢为旗帜”，也表明黄帝当以熊为图腾，因为黄帝氏族集团内部包括有许多不同图腾的氏族，而这些氏族中熊图腾氏族居于首要的地位（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金良年先生主编的《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认为“黄帝轩辕，姬姓，据金文‘臣 ’字字形的推考，金文‘臣 ’是熊的形象，所以黄帝部落应该是熊图腾部落”，而且据《史记·五帝本纪》“让于诸臣朱虎、熊、罴”等资料还可知道，黄帝部落联盟中熊部落后来为原来的下属部落代替了，“虎部落因其实力稍强，也因是原来熊部落的继承者而在值勤时被安排在第一个”（金良年主编《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136页，1994年12月第1版）。

商代铜器上有龟形纹朝拜人形纹图样，学者释为“天鼋”，为文字或族徽（子黾父乙彝、子黾父癸，见《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释天鼋即轩辕，《国语·周语下》说“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容庚亦从此说（《金文编》附录上三）。史树青先生诗曰：“五帝三皇此占先，天鼋族氏即轩辕，岗名裴李开新史，裔衍中华七千年”（赵国鼎主编《炎黄二帝考略》“题词”，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故学者认为黄帝族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如，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认为郭沫若释天鼋为轩辕即肯定了神龟是黄帝族的原始图腾（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

王大有先生在研究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二组蚌塑图时，认为其中有蚌塑龟纹，“这个乌龟就是天鼋，也就是轩辕氏族，帝龟之龙，黄龙之黄帝的蚌塑写照”，而且蚩尤族人还故意把轩辕氏的“龟”做得很小，以显示对本民族英雄（蚩尤）的高度赞扬与歌颂（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101、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说：黄帝之“黄”与“姬”为玄鼋，是黾龟类，一种以蛙、龟、鼋为图腾的长于琢玉的渔猎民族（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27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还认为所谓“有熊国君”之熊，实为鼋、鳖、龟类（黄帝裔鲧，死而化作三足鳖——熊，证实了这一点）。龟氏为帝，则为帝龟，二字合文作“ 龙 ”，音龙。于是“龙”、“龙”便相讹混淆。少典的主图腾当是鼋类，龟氏少典称“龙”，此字上下分开就是“黄帝”或“帝龟”。又释姬姓：“姬、、熙，皆从。为何物？为龟。与巳合为玄武，下……即龟四足。为龟背甲侧视、象，正视为黄”；释轩辕为天鼋、玄鼋，为鼍龙。天鼋、玄鼋、鼍龙、鳖、龟等，皆从黾。黾就是蛙。天鼋氏本于大蛙，蛙鸣雷雨。因而姬、黄、、熙，皆是黾、龟之象（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32—13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总之，在王大有先生的论述中，有熊、轩辕、黄帝、姬姓，皆证黄帝族以蛙、龟类为图腾。

《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已”。《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河图稽命征》、《汉书人表考》，俱说黄帝“龙颜有圣德”、“河目龙颜”。《史记·封禅书》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按有些学者的理论，这便是说黄帝的图腾祖先龙来接其子裔黄帝等回归祖籍天庭，所以黄帝族的图腾是龙。陈荣富先生说“龙是黄帝部落的图腾，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大量出土文物上都绘有龙的图案”，而且“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鲧，鲧之子禹，它们均以龙为图腾”（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35页、113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高明强先生认为龙（蛇）是黄帝部族的图腾，而湖北神农架汉族史诗中关于一场大洪水后玄黄老祖将劫后余生的兄妹命名为“五龙氏”是龙氏源于图腾的折射反映（高明强《图腾与姓氏》，《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山西“民间流传的关于风陵渡来历的神话，说明这里是以龙为图腾的黄帝部落的活动地”（段友文编《汾河两岸的民俗与旅游》，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黄帝部族以龙（蛇）为图腾还有许多文献依据。闻一多考证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闻一多《伏牺考》，《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版）。按《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则黄帝母方为有蟜氏。《说文解字》说：“蟜，虫也，从虫，乔声。”又说：“虹，也，状似虫。”段玉裁注：“虫，各本作虫，今正。虫者，它也。虹似它，故字从虫。”它，即蛇，故蟜为龙、蛇类。“蟜”字从虫、从乔，意即大蛇（龙），所以黄帝为龙（蛇）之后，奉龙为图腾。按《史记·补三皇本纪》，有蟜氏又名女登，为有娲氏之女。有娲氏即女娲，而女娲为龙蛇之身（《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列子》、《玄中记》等），女登之“登”也为龙、蛇图腾征铭，也是鼍图腾（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4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故黄帝当以龙为图腾。《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袁轲先生注曰：“此言轩辕国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矣”（袁轲著《山海经校注》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月7月第1版）。人同蛇身、尾交首上的图像在甘肃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曾有出现，为人面鲵纹，学者认为它是黄帝部族的图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113—11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春秋时的玉佩有作人面蛇身、头戴宽冠、尾交首上者，有学者直接称为“刻有黄帝之形的玉佩饰”（谢崇安著《商周艺术》295页图一：2，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

众所周知，龙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完全是一笔糊涂帐，其原型有蛇、蜥蜴、鳄、熊、猪、马、鱼、虹、闪电、云、蚕、鹿、羊、狗、牛、鹰、恐龙、河马、松树、龙卷风、雷声、极光、黄河、星象、葫芦、地蝼、乌龟等等几十种说法，这样黄帝部族的图腾就变得非常复杂、不可探求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黄帝族原有自己的图腾，在统一中原后又融合进一些新的图腾而产生了龙图腾，如：主张黄帝部族的原始图腾为神龟的学者认为“有不少记载说黄帝族融合东方龟图腾、北方蛇图腾等之后成为龙图腾的。在现实生活中龙并不存在，它不过是多种部族图腾信仰的复合体。而现实中，龟、鱼、蛇确是大量存在的。龙的形象构成的大体就是以龟、蛇为主，复合多种动物图腾特征而成”（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主张黄帝部族的原始图腾为熊的学者认为黄帝一统中原后“博采各部图腾之特长，确定：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龙鳞，以鱼尾为龙尾，以狮头为龙头，以鹿角为龙角，以鹰爪为龙爪，构成了部落联盟的图腾——龙”（于乃昌、夏敏著《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7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也有研究认为“华夏部族原是以蛇为图腾的”，后来强大的氏族吞并了其他氏族，而且将战败者图腾中最精彩的部分增添到自己的图腾上，当作自己新的图腾，形成了以兽类的腿、马的头、鹿的角、鱼的鳞等等异样的蛇，这便是华夏部落的新图腾——龙（王庆新著《中国味》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9年11月第1版）；亢亮、亢羽则认为“黄帝统一了各氏族部落，成为华夏第一帝——轩辕黄帝以后，取各氏族部落图腾之特长，将蛇身、鹿角、鹰爪、蜈蚣尾、虎头、虾目、马齿、公羊须等组合在一个图腾中，形成了‘龙’ 图腾”（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陈荣富先生认为黄帝族早期的图腾是甘肃出土庙底沟类型那种“尾交首上”的人面鲵鱼纹，后来便是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碧玉龙以及敖汉旗出土的兽形玉龙。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因为“在黄帝时代前后，有许多以两栖动物、爬行动物以及其他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和部落，他们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兼并，结果许多氏族归入黄帝部落”，其图腾族徽当然也要体现这种部落大联盟，所以“就出现了碧玉龙这样的似蛇、似猪、似马、似牛的复合龙形象”（陈荣富著《宗教礼仪与古代艺术》112—115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则认为“中国人最熟悉的龙，它是中国境内上古文明时代许多族团的主图腾，主要是东夷民族和神农民族的主图腾。在原生图腾阶段，它即鳄。在演生图腾阶段，扩大到了蛇、鼋、龟、黾，以及与鳄近亲的两栖类动物，并在形象刻画上以鳄为主，相互附丽。在复合图腾阶段，则把不同联姻族团、联盟族团、联盟国族间的图腾徽帜特征相互附丽攫取。遂有龙为鹿角（牛角等）、蛇颈、鹰爪、鼍头足身、鳞身（鱼）等复合体特征”（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28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主张黄帝族的原生图腾为龟、黾类，而鳄为伏羲、蚩尤的原生图腾，这样看，后来的复合图腾龙便是以战败者蚩尤方的图腾为主了。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其祖先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时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按照图腾论者的观念，一般认为少暤氏的图腾为鸟、大暤氏的图腾为龙，炎帝氏“以火纪”则是以太阳为图腾。据此推论，黄帝氏可能以云为图腾。《周易》乾卦《文言》说：“云从龙，风从虎。”而甲骨文、金文中的“云”字多象龙、蛇一类无足曲体动物形象，类于“ ”字。据唐兰先生考释，“云”字当从“ ”字演变而来（《天壤文释》40页）。“ ”即蚯蚓，古人认为能兴云，属龙类（实际可能因下雨前，黑云聚集，天气闷热导致蚯蚓出洞滚沙这一物候现象而产生的神秘意象）。《竹书纪年》说：“轩辕黄帝氏……有大蝼如羊，大如虹，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玉。”注引刘向《别录》：“邹衍言：黄帝土德，有蝼蛄如牛大，如虹。”蝼咕、以及甘肃甘谷西坪出土“人面鲵鱼纹”均为土物、水物，所以陆思贤先生认为黄帝族以这些土物、水物为图腾，寓意是占领土地、开发土地（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19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一个“云”字，一个“ ”字，图腾物又从天上变到了地下。

我国的考古学家曾经把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史前文化中的动物纹样视为氏族或部落图腾，如说半坡类型属于以鱼为图腾的部族，庙底沟类型属于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马家窑文化属于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黄怀信先生研究认为，流行鱼纹的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流行鸟纹的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所以炎帝部可能以鱼为图腾、黄帝部可能以鸟为图腾。其文献依据还有：《山海经·海内经》说“氐人国……其人人面鱼身”，《大荒西经》说“有互人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氐人国即互人国，所以炎帝后裔以鱼为图腾。《大荒北经》载：“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又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名曰禺强。”《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禺生禺京。”按郭璞注，虢又作号，禺京即禺强，而任姓又恰在《国语·晋语》所云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故黄帝之后确有“人面鸟身者”。又《墨子·非攻》记禹征苗“有神人面鸟身”相助，而禹为黄帝之后，故知这“人面鸟身”之神与黄帝部确有关系（黄怀倍《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学者一般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名、氏族首领的名称以及这个氏族的保护神（图腾）三者常用同一个名称，如“黄帝”，他既是当时华夏族团中一个氏族的名称，亦是该氏族的保护神与酋长的名字（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4年11月第1版）。文化人类学家则认为图腾的来源大多如此：“蛮人的儿童常名为狗、狼、牛、马、熊、狮、虎、鹰等。酋长们也常有这种名称，死后被尊为英雄并再变为神灵，也仍用这种动物名。这些有动物名的酋长或且被追认为部落的开祖，则其部落的人初时原晓得他们的开祖是人类不过带动物名就是了，但后来逐渐忘记了开祖的人的性质，而只记得他的动物名，甚且更和实际的动物相混淆，于是竟自信是该动物的后裔，尊这种动物为祖先，并以繁顼的仪式崇拜他”，其他用植物和自然现象为图腾的情形也是如此（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277—27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2版）。由此推论，黄帝族的图腾当与“黄帝”的含义及其所指有关。根据何新先生的研究，黄帝就是“光帝”即太阳神（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所以黄帝族的图腾应该是太阳。黄帝的生父是少典，而“大量的古代典籍告诉我们，少典氏实际是天神——太阳神（日主）”（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的图腾也为太阳。

丁山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文中“黄母”、“黄示”即黄帝，指的是地母神（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4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78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或认为“黄帝”是春秋士大夫糅和“黄示”与“皇天上帝”两个天神地祗为一神的名称，周人“黄帝”直接从殷商地神“黄示”蜕变而来，可见黄帝形象的前身属于远古中原部族崇拜的地神（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陆思贤先生还认为据甘肃甘谷西坪出土庙底沟类型人面鲵鱼纹和《山海经》轩辕国人“尾交首上”神话可知黄帝“具有地母神与水神的神性”，又引《吕氏春秋·有始览》“黄帝之时，天先见大大蝼”等文献证之（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96—19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陕北延川县民间剪纸艺术大师高风莲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认为“保存了极为古老的图腾文化”，其中虎是“作为天与太阳内涵的炎帝部落集团的图腾”，蛇（龙）鱼是“作为地与水内涵的黄帝部落集团的图腾”（《高风莲的剪纸艺术》，陕北人·陕北文化网：http://www.sbrw.org/，2004年2月19日）。据这些资料和认识，黄帝部族的图腾又可能是土地、水及相关的动物。

陆思贤先生认为黄帝号“轩辕氏”也即“天圆氏”，轩辕在《考工记》中是车辆的雅称，车厢方形比喻大地，车盖圆形比喻天穹，二十八宿中的轸宿与轩辕星座也分别象征和表示车厢与车盖（陆思贤著《神话考古》52页、18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据此，黄帝族的图腾似与车辆、天、地、星象等相关。《太平御览》卷五引《春秋合诚图》等资料说轩辕为“主雷雨之神”，《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又说“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史记·天官书》则说“权，轩辕。轩辕，黄龙体”。据此，黄帝部族的图腾又可能为雷雨、轩辕十七星、北斗权星。《河图稽命征》说“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邱”，《河图始开图》又说“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或曰“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据此，黄帝族又可能以大电、北斗权星、枢星、北斗等为图腾。《史记·孝武本纪》载古天子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据集解引孟康解释：枭、破镜即恶鸟、恶兽。罗琨先生认为：据孟康“破镜如而虎眼”、《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知“虎是黄帝族崇敬的猛兽，用与之相近的‘破镜’当因其威猛，所以用枭亦当其有某种神异，而庙底沟类型文化中特殊身份者正以枭形鼎为标识，这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而和以上现象一样，反映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有内存联系”（罗琨《“黄帝铸鼎”与灵宝铸鼎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6期，2000年5月出版）。据此，黄帝族的图腾还可能为枭、破镜（恶兽）。

上述种种，绝大部分均不能从考古学得证，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建立不能联系，所谓“黄帝图腾”是值得怀疑的。按“古史辨”派学人的观点，“黄帝”是古人臆想中的一个天神，并无与之相关的族群、部落，则“黄帝图腾”自然属子虚乌有。据当世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笔者的观点，古代文献、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是实有其族或部落、部落集团的，主要即指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参见拙著《“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据此，黄帝部族图腾当从庙底沟类型动、植物形象中去寻找。庙底沟类型器物中最主要的动物纹样是鸟纹和蛙纹，主要的植物纹样为玫瑰花、菊花（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5—1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前述黄帝部族“图腾”中虽然有鸟、蛙，但庙底沟类型的鸟纹、蛙纹主要为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所继承，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的这种源流关系却与古史传说中的黄帝裔谱系不相吻合（如黄帝、颛顼、鲧、禹）。虽然也有学者将马家窑文化蛙纹图案与夏朝的建立者夏族联系起来（陆思贤《“於菟舞”的发现对解释马家窑文化“蛙纹”或“人形纹”图案的启示》，《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但传说中的鲧、禹却是鱼、龙、蜥蜴之类，而非鸟或蛙、龟类，相反出现蛙龟类纹饰（青铜器）以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代却不是以黄帝、颛顼为祖先，故鸟纹、蛙纹非黄帝部族之图腾，亦非商人之图腾。古代文献和传说中黄帝部族之“图腾”并无玫瑰花、菊花之类，故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玫瑰花、菊花并非黄帝部族之图腾，当然亦非庙底沟类型居民之图腾，这同时也佐证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鸟纹、蛙纹也不能以图腾视之。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玫瑰花以及一部分菊花图案，也被研究者认读为真螺旋、流动的曲线带、“涡纹、三角涡纹、圆点”、圆点勾叶凹边三角等曲线花纹配成的纹饰、回旋勾连纹、弧线三角纹、圆点勾叶弧线三角和曲线构成的带状花纹、“月亮纹、勾叶纹”、勾叶纹、“旋花纹，鱼眼，变体鱼纹”、勾羽圆点纹、自由曲线纹、圆点勾叶弧三角构成的植物花卉纹、圆点勾叶弧边三角组成回旋勾连图案、“单旋纹、双旋纹、重旋纹、杂旋纹”等等（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显然，它们不可能是庙底沟类型居民或者黄帝部族的图腾。庙底沟类型中最重要的器物纹饰即是所谓玫瑰花、菊花图案（苏秉琦）或旋纹（王仁湘），然后是两种动物纹样鸟纹和蛙纹，它们并非图腾，亦说明或证明其他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动、植物纹样并非图腾。

总结上述种种“图腾”依据和观点可知，所谓黄帝部族的“图腾”，实在是一笔糊涂帐，同时它也证明所谓文献依据、文字学依据，并不一定可靠（在笔者看来，文献文字都是可靠的——存在即事实，但今人的解读可能没有与古人的思维方式合拍，没有发现和找到古代文化中各种事象产生的原因，没有分清字面意思、象征意义或者隐喻及其关系，没有清理相互之间的源流关系、脉络关系、衍生关系等，故大多停留于孤立的字面意思，也互不相洽）。有些著作说龟是黄帝族的图腾，龟蛇合为黄帝族的龙图腾，又说熊是黄帝族的图腾、龙是黄帝族的图腾，乃至说“黄帝号为有熊氏，应该是以熊为图腾；炎帝姜姓，应该是从女从羊的意义，应以羊为图腾；伏羲、女娲、共工都是人首蛇（龙）身，应该是蛇（龙）的图腾；少昊以鸟名官，应该是以鸟为图腾；颛顼在《五星占》（长沙马王堆帛书）中写作瑞玉，应该是以玉或石为图腾；有蟜氏‘骄虫’、‘螫虫’、‘蜂蜜之庐’可知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应该是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应该是以石或火为图腾”（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206—20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其实迹近于信口开河。中国的龙，在距今一万年前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中，已是“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形成多源复合神灵”（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到距今六、七千年前有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2—293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以及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到距今5000年前有红山文化综合了熊、猪、马、蛇等形象的玉龙以及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9日报道），到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到商代接近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汉代以降的“九似”说，这用氏族分裂或氏族联合成部落都是讲不通的，用黄帝部族或华夏集团统一各部更是讲不通，所以龙不是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