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

作者：鲁彦周

"我向组织上要求，留在天云山区，教书或是搞地方上的科技工作都行，我这个要求很低，通过倒也顺利。这样，我很快就到了一个乡村小学，安顿了一下，就找到公社党委，要求把罗群放到我们学校所在的生产队。当时的公社党委负责人，是凌曙的老部下，他不仅同意，而且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这也证明，绝大多数人，是非观念在内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我知道罗群正在病着，病得很重，我要了一辆板车赶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
　　"这时正是一九五九年的最后几天，天冷得要命，阴沉沉的就要下雪了，那条瀑布也仿佛冻结了似的，没有那种气势雄浑的轰鸣了，我把板车放在村口，找到了罗群的住处。我看见他正躺在他那薄薄的行军被里，发着高烧。房里再没有人，只有老乡送来的面条和水，放在他的床头。
　　"我悄悄坐下来，看着他那明显消瘦了的脸，看着他房里的凄凉景象，看着他紧紧闭着的眼睛和枕边的钢笔、本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种又酸又苦又甜的东西，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滴在他的被上、脸上……
　　"他睁开了眼睛。
　　"他怔怔地望着我，我哽咽得不能出声。他抬起头，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从泪眼模糊中看到他那最真最柔并且充满着惊异的眼光，就像我明白我自己的内心一样，我明白了他的心。
　　"他把手从被里伸出来，轻轻地说：'你来了，亲爱的人!'我一下伏到他的身上，我继续哭泣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们的心彻底地贴在一起了。
　　"宋薇同志，我们就是这样结合的。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同时也坚定地认为，有两颗互相温暖的心，有明确而崇高的目标，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战胜的。那天，我自己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我的爱人，我们迎着寒冷的风雪，在古城堡下的路上前进着。许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我挺起胸骄傲地往前走着，不时回头和他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从这以后，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经济上，我们是穷困的，有时候窘迫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我只有那么点工资，我、罗群还有凌曙的女儿，我们亲爱的小凌云--因为她妈妈也去世了，我们的一切，就在这几十元里面，我们不光是吃饭穿衣，而且还是要买书、要研究资料，有时候为了买一些我们急需的书，我们要一个月决心不吃菜，只用一点点盐水萝卜下饭。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而极为丰富的。白天我教孩子们书，他或是写作，或是去作调查，或是找些老乡聊天。一到晚上，我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特别是社会上的现实情况，都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有时我们也进行辩论，或是研究他当天所写出的文稿。这时的罗群，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学者了，而我则成为他的忠实助手，我是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是第一个批评者。这个时期，罗群的干劲和毅力确是惊人的，他经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脸一洗又开始工作。他的情绪始终是乐观的，有时，我埋怨、牢骚，他反过来劝我，他说：'别这样，晴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要不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而生活呢?我们的遭遇，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党会纠正这些问题的。对我们的遭遇，也要看怎么看，这件事当然是件痛心的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它又给了我们在上面所不能得到的条件，我有时间，我能接近人民，能体会到一些人所体会不到的东西，何况，我还有你，我倒觉得生活待我也不算太薄了。'
　　"他就是这样对待生活的!
　　"但是他对于问题的看法却始终是不动摇、不妥协的。一九六二年，曾经有人劝他对五七年、五八年和五九年的言论和行动，做一些检讨，争取改变处分。但他始终不同意，他坚持认为，那是左的危害，而不是什么右。
　　"正是因为他坚持了这些观点，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升级了，林彪、'四人帮'把左的路线，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对罗群的迫害，其手段之毒辣卑鄙，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我，也跟着受到了最残酷的折磨，要不是我们对党对人民有着坚强的信念，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
　　"宋薇同志，你读到这里，也许奇怪，我为什么要写得这么长、这么具体、甚至这么噜苏?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是连罗群也一直隐瞒着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我的身体被彻底摧残垮了，我现在随时有死亡的可能，这件事当然是我极不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航向已经拨转，大是大非正在澄清，四个现代化正在开始，罗群的问题最多也不会拖到明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前进的历史车轮谁也不能让它逆转。在这个我和罗群盼望了多年的时刻，谈到死，当然是极不愉快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信仰唯物论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谁也否认不了它。我的病是在林彪、'四人帮'又给罗群加了顶反革命帽子，又把他关到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而得的。我为了救他的书和著作，在老乡的协助下，冒着暴风雨，把他的东西，运到一个山洞里；又为了保存它们，忍受最难忍受的侮辱和鞭打，最后，把我和罗群绑在一起，跪在烂泥里几天几夜。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病，这种病又因'四人帮'统治的时间太长，使我得不到医治，现在已难以医治了。
　　"因此，我这封信不得不写得长些，你我毕竟曾经是呼吸与共的朋友，尽管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同，有一些心里话，还是想和你说的。同时，我也相信，经过这十年的惨痛历史教训，你这个本质不坏而又聪明的人，一定也能正确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自己的鲜明态度。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革命先辈，你也一定会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新的脚步!
　　"关于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知道得太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至于我，就像一开始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即使我今天就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幸福的。
　　晴　岚
　　七八年十二月"
　　八
　　读完了晴岚的信，我坐在房里动弹不得。
　　她的歌颂，她的谴责，她的倾诉，都使我如同受了雷电式的一击，我两手托着腮，就那么傻子似地坐在那里，一直到我的女儿跑进来。
　　"妈妈!"女儿一进门就嚷，"你饭也不吃啦?"
　　我掠了一下头发站起来，勉强装出微笑，可是我的神情没有逃脱她的尖锐的眼睛，她看了我一会儿，一把搂住我，问："妈妈，出了什么事?"
　　"没有啊!"
　　"你脸色这么苍白，还说没有哪!"
　　"真的没有!"
　　"我不信!"她拉住我往外走，边走边说，"是不是有'四人帮'的余孽在跟你捣乱?别理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跟他们斗嘛!现在那些人还敢兴妖作怪?"
　　我用手摸了一下她的头，被她拉到饭桌上。
　　我勉勉强强吃了一点，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决断：
　　从晴岚的信里，我认真地想到我自己所走的路，我知道把自己的行为，推之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全面的。我这个自傲为红小鬼出身的人，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我做过些什么呢?我对罗群的态度不应当只当做感情上的不坚定的问题，这里确有一个世界观上的问题。
　　过去的是过去了，但过去的不加以总结，能对得住将来吗?孩子曾说过，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真的懂了吗?懂了，又改正得如何呢?我们这一辈人，应不应该清理和纠正自己的问题呢?不纠正它、清理它，又把它留给谁呢?
　　我决心亲自处理罗群的问题。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找到了档案室的同志，把有关罗群的材料找到了，我把罗群的结论材料，他当时对结论所作的说明，以及晴岚写的申诉，都交给了打字室，让打字员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了那位朱科长，要他们先在他们的科里讨论，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我并告诉他，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准备一份综合材料，向地委汇报。
　　这位朱科长听了我的意见，半天没有吱声。末了才嗫嚅地说："吴书记临走不是有过交待吗，要先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别的往后摆一摆。"
　　"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加了码，戴上反革命帽子的。"
　　"可是……"
　　"可是什么?"我见他故意推阻，心里非常生气。他见我生气，反倒笑嘻嘻地说：
　　"宋部长，能不能这样，我们先做点准备工作，等吴书记回来，请示一下，再正式讨论给地委汇报，这个材料暂时不在部里分发，你看这样好不好?"
　　"不!不要等他。"
　　说着，我就转身走了，让他愣在那里。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给冯晴岚写回信，本来我也想给她写一封长信，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写，最后还是简单地告诉她，我们正在着手研究罗群的问题，并劝她最好来一趟，把病彻底检查一下。
　　我自己到邮局发了信，并给她寄去三百元。
　　办完这些事，我在街上慢慢走着，太阳明晃晃地照在雪后的街道上，高大的雪松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了，清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街心花园里的腊梅，像是枝条上落满了小黄蝶，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街上的人群像流水似地流动。清新的空气，晴朗的天空，使人们脸上都有一种愉快的神态。我看着他们，自己心头也感到轻松了。
　　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忽然听见一声清脆响亮的喊声："宋薇大姐。"我抬头一看，周瑜贞骑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飞也似地驰到我的身边，一下刹住车，跳了下来。
　　这姑娘今天活脱脱的像是一朵春花：她戴了顶天蓝色的滑雪帽，脖子上围了雪白的大围巾，素花紧身短棉袄，把她的身材衬托得窈窕而丰满；她两只乌亮的眼闪着快乐的光辉，红扑扑的脸上堆满了笑。
　　我很羡慕地望着她，我说："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正打算找你!"她喘了一口气，丰满的胸脯起伏着，她说，"我今天碰到两件喜讯，你听说没有，省委已经正式决定，恢复天云山特区，成立天云山建设总指挥部，归省直接领导!"
　　"啊，你听谁说的?"
　　"我刚从省里来。"她说，"是一位省委负责同志告诉我的。"
　　"你到省里去了?"
　　"对啊!"她取下帽子扇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正渗出细小的汗珠，"我从你家出来，第二天我就上省里去了。我是为罗群呼吁去的，我还带去了他的一部分著作，请专家们给他看看。一位搞建设的专家，看了他的那本关于天云山的著作以后，你猜怎么着，冲着我张开两条膀子，大声叫好，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女的，他肯定要把我抱着跳起来。我看到他那激动的样子，我就更加明白它的价值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好消息。"
　　这两件事确实是好消息。我又问她："你没问问省委负责人，对罗群的问题怎么看?"
　　"问了!"她瞅了我一眼，又嘲讽地笑了，"你们还想摸气候，告诉你吧，气候温暖，你没有嗅到春的气息吗?严冬过尽绽春蕾，此之谓也!"
　　她大笑着，戴上帽子，重又跨上了车子，对我说了句："有空我去看你，详细跟你说，我还要告诉你，我准备打报告，上天云山。"
　　她一挥手，就那么一只手扶着车把蹬跑了。
　　我目送着她消失在人流里，她那充满青春的活力，毕竟是叫人羡慕的。
　　我没有料到，第二天我正在部里开会的时候，吴遥回来了。
　　像往常一样，只要他一到家，不管我忙不忙，都要打电话让我回去，每次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你再努力工作，你在他的面前，总还是一个附属品，他打电话的口气就是让人这样感觉的。但是今天，我想争取他对罗群问题的支持，我很爽快地答应，马上就回来。
　　那位朱科长一听说吴书记回来了，连忙合上了卷宗，催我回去，说是明天再讨论吧。我心里清楚，他是一定要请示过他的吴书记之后，才能决定办还是不办的。我心里明白，但也不好说出来，我只说了句"也好吧"，就回家来了。
　　那辆黑色上海牌汽车还停在门口，他的秘书还在搬什么东西，我和他招呼了一下便上了楼，没进客厅的门，便听见他的笑声。他的笑听起来也是很爽朗的，但总使人觉得干，使人觉得那是高人一等的笑。从他的笑，我可以判断屋里还有什么人，不是那些像朱科长之类的人物就是女客人。在重要人物面前，我只看见过他恭顺地微笑，从来没有见过他敢于大笑过，在陌生人或是地位低微的下级面前他也是不大笑的。
　　果然房里有两位女客人。
　　吴遥舒服地靠在沙发上，比走之前更显得脸色红润，他仍旧穿着普通的涤卡制服，深蓝色毛料西装裤。他一向不穿讲究的上衣，但是裤子则要考究，因为这样既有朴素感又显得有身份。对这些细微末节，他是很注意的。
　　吴遥看见我，动也没动，只是笑了笑，便向客人介绍起来。原来来的是医生、护士，是护送他回来的。这位女医生很年轻，很漂亮，一看就知道是上海人。她过分热情地跟我握了握手。吴遥一迭声催我让阿姨做饭，并要我亲自做菜，他还热情介绍这位女医生，在疗养院对他如何照顾，还要我等会儿也让她检查检查。
　　我勉强笑了笑，去招呼阿姨去了。
　　本来我决心今天无论如何不和他闹别扭，我要争取平心静气和他谈一谈罗群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很短时间，我便几乎克制不住自己，他的笑，他的靠在沙发上的姿势，他让秘书搬东西，他让我料理饭菜，他自己陪着女客人的那种味道，本来都是我一向见惯了的，但是今天都在一刹那间，使我有一种想发一顿脾气的欲望，这种情绪，过去也曾有过，但从没今天这么强烈。
　　是不是这两天因为罗群和冯晴岚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影响着我的缘故呢，我不知道。
　　我在厨房里跟阿姨在一起忙着，笑声不断从客厅里传来，没多久，那架三用落地收音机响了，一种轻柔的乐曲飘了过来。这架收音机是他的一个在电子局工作的老部下给他装配的，可他从来不听音乐，也丝毫不懂得它。我和女儿有时想听听，他也嫌烦。今天不知它为什么响了，也许是那位女客人开的，我在门口看了看，果然是客人站在收音机面前，而吴遥也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在那凝神静听。
　　我简直又想笑了。
　　过了一会，我听见我们那位朱科长也来了，接着又有别的人来了，不到一小时，客厅里便坐满了人。
　　吃过晚饭后，好不容易客人才慢慢走了。他又把我的女儿叫来，查问她近来的表现。对女儿，他也是架子挺大的，他经常半真半假地埋怨，他没有一个儿子。
　　一直到十点钟，才剩下我们俩。他这才望了我一眼说："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我说："很好，你这回倒养胖了。"
　　"是吗?"他说，又重新坐到沙发上，拧开了落地灯，顺手拿起最近的参考资料翻起来，一边翻一边问，"机关里最近怎么样?"
　　"还不是那样，什么事都要等你回来点头!"
　　"啊，他们就习惯于这样!"他从参考资料上抬起头，高兴地笑了。
　　对他这种笑，我很不喜欢，但是我没睬，并且极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温柔。
　　"老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说。"我也坐到他的沙发角上，我想把问题引到罗群的问题上，我想劝他在这个问题上端正态度，过去整错了人，现在姿态高些，这不仅有利于党的事业，对个人的威信，也只会提高，不会下降。但是，因为是罗群，一时还不知怎么开口。我了解，他一向是碰不得的，只能慢慢把话题向这边引。
　　他见我说，有话要跟他讲，他的脸上闪过一阵阴云，但很快反变得含笑地点点头。他一刹那间的表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也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我只得绕大弯子说话。我说：
　　"最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有一些讲话，你听说了没有?"
　　"我听说了，我也看啦!"他又翻起参考资料来。
　　"还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我说，"这些精神，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领会，中央的要求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纠正错误冤案，而我们却在那里糊，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遗留问题，我们还根本没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他"唔唔"两声，算作回答。我不知他是在听呢，还是在看，我先不管他，我又说：
　　"最近报上也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据一些同志告诉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讨论，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都应当通过实践来检验，根据这个精神，我觉得我们工作应该赶上去，应该抓住一些典型案件，开展……"
　　我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了个哈欠，问我："几点了?快十一点了吧?"
　　我浑身一凉，我差点跳了起来，原来我说了半天，他根本没听，他大约也察觉了我的神态不对，放下书自己和自己笑了，他说：
　　"你急什么?中央不是正在开会嘛，我们可以等等中央的文件嘛，没有文件，我们不好办，个人讲话毕竟是个人讲话。而且有许多事，也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的。"
　　"中央不是没有文件，"我跳下沙发，干脆直说起来，"比如右派改正问题，我们几乎没动。"
　　"不是让你们发了文件吗?"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是跟你谈正经事!"
　　"啊!"
　　"我知道，你过去整过不少人。"我急促地说，"可是这几年，你也挨过整，你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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