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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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