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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项脊轩志》细读.

触的短暂、母爱的失落、以及母亲生命历程的转瞬即逝及死亡对每个人的潜在威胁。所以,“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也就自然而然了。写祖母、妻子则用直叙;祖母的言语描写最多,有三次。其中两次是向孙儿讲话,一次是自言自语。每一次的言语包含的情感、所显示的心理动机也不相同。“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体现的主要是欣赏与疼爱;“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写内心的期待;“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则充满信任与激励。妻子的言语也仅一句:“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此言虽出自妻子之口,却只是转述娘家诸小妹的好奇问话。对于这些言语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也是或写或不写。
  对于《项脊轩志》这种琐事描写、言语描写,吴小如很是欣赏,将该文与《汉书》、唐传奇、《聊斋志异》等联系起来,认为《项脊轩志》有承上启下之功。“我以为他的散文,不论作者本人有意无意,已开始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即以这篇代表作《项脊轩志》而论,它上承唐人传奇写作手法,下启《聊斋志异》用笔先河。它正是归有光专门摹写身边琐事而具有小说胎息的一篇杰作。比如文中写老乳母转述作者母亲的问话,和作者祖母对作者的谆谆嘱咐,既酷似班固《汉书》中人物琐屑问答的口吻,又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蓝本。……不过姚鼐对《项脊轩志》的特色却深表遗憾。他认为这篇文章不免带有小说气,而且有辞费之嫌。”[ 6 ]吴断言归有光散文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但论证时,却又强调他的散文远绍唐传奇,下开《聊斋志异》,亦即在文言小说一脉的承传。至于说到对《汉书》笔法的吸取,则又是在史书一系寻找渊源。也就是说,吴氏同时肯定了史书、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对《项脊轩志》一类散文的写作的影响,这未免有点逻辑混乱。将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源上溯到史书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既然史书是小说的祖宗,那么,对于《项脊轩志》这类人们称为运用了小说笔法(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小说是远后于史书产生的一种文体,既然这种笔法早在史书中存在,为什么不直接称史书笔法呢?)的散文,你大可以将它跟任何一种同宗的文体的写作手法建立一点联系。但这种联系是模糊的,关于这种联系的分析对于解释作品也没有太大的价值。《项脊轩志》一类文章是否运用了与小说近似的笔法呢?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小说大致有两种类型,或侧重于讲故事,或侧重于写人物,讲故事者往往有较完整的具有前因后果的故事发展过程,写人物则往往有较为生动突出而富于传奇性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个性(是以形象描写见长的,讲求故事性和趣味性)。但是细读归有光的散文,传奇性的情节叙述极为少见,更不用说人物个性的传奇性了,他也从来不讲完整而吸引人的故事。人们之所以会将归有光的散文与小说建立联系,主要是因为其散文中那些零星的、片段的回忆,具有一定的生活感,不是高头讲章或奏议制举,与小说的情趣在某种意义上稍有近似之处,但在作者,这些片段回忆和琐事,并不是为了讲述故事或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他只是借此来抒发感情而已,与中国传统小说可以说大不相同,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物、有对话,就判断散文作品运用了小说笔法。
  《项脊轩志》的结构及其写作过程,在中国散文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并非一气呵成,却又浑然一体。前人早已注意到,而且有所解释。它的前后两个部分,写作时间相差至少十三年以上。
  对于归有光补文的写作时间,颇有争议,至今难以确定。顾农认为“其补文部分当作于嘉靖十五年(1536)”,“补文中一再提起‘吾妻来归’、‘吾妻死’这些话,完全是他尚未再婚时的语气,他重新结婚后,文章中提到魏氏便称为‘亡妻’或‘先妻’了。”[ 7 ]他由《祭外姑文》中的“甲午(1534)、丙申(1536)三岁中,有光应有司之责,驰走二京,提携二孤,属之外家”推断归有光此时尚未再婚,又据归有光的一个女儿二二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 ,推断归有光和王氏结婚在嘉靖十六年(1537)。最后得出《项脊轩志》写于嘉靖十五年(1536)归有光三十一岁时的结论。顾农由文中以“吾妻”称魏氏而认为《项脊轩志》应作于归有光尚未再婚之时,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遵循他的逻辑,《项脊轩志》绝不可能作于嘉靖十五年。因为,《女如兰圹志》中说如兰夭折后,他们于嘉靖乙未(1535)中秋日将其掩埋,而此时“女生逾周,能呼余矣。”则如兰死时,已满周岁,她的出生年月应在嘉靖甲午年(1534)中秋以前,再往前推算,则归有光与王氏结婚最迟应在嘉靖癸巳年冬季,魏氏死于癸巳年十月庚子日,如果归有光文中记录的时间没有错漏的话,魏氏死的当年归有光即再婚。假定顾农的逻辑可行,则《项脊轩志》的补文只能作于癸巳年的秋冬之际了。但这显然与补文中“其后两年”以后的文字相龃龉,由此可知,顾农的判断不符合实际。姚玉光《归有光生平三考》既否定了王勉、曹明纲“归有光评传”和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关于《项脊轩志》的补文作于归有光三十岁的说法,也不同意徐中玉、金启华认为补文作于正文写作十三年以后的结论。他的据是,补文中谈到修复项脊轩后“余多在外,不常居”,而归有光在魏氏死后“大约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多在外,不常居’”,“结合《项脊轩志》中‘亭亭如盖’的话,补记的准确时间虽然难以确定,但起码离魏氏去世应有十年左右,由此,完全可以说,认为《项脊轩志》写于归有光三十岁时,或者三十一岁时,都是肯定错误的,如果是归有光为避倭寇之骚扰返城居住基本结束‘多在外,不常居’的生活时补记,那么,补记是归有光四十九岁后才写的。”[ 8 ]姚玉光否定三十、三十一岁作补文的判断大致不错,但根据“亭亭如盖”而认为补记的写作时间“起码离魏氏去世应有十年左右”,则难以服人。而所谓“如果是归有光为避倭寇之骚扰返城居住基本结束‘多在外,不常居’的生活时补记,那么,补记是归有光四十九岁后才写的”的推测,则不够严密。事实上,“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并不一定是强调居住项脊轩的时间长短,而是就修复项脊轩到补写志文之间的那段时间的“居”或“在外”的时间比例而言的。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似乎只能暂时推断补文至少在十三年以后。
  当震川文集结集出版时,《项脊轩志》就以一个完整的篇目出现,所以,虽然作者有明确交代,但相当一部分读者也许忽略了这一点。王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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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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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项脊轩志》细读.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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