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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这种自由雇佣,“自由”出卖劳动力正是明末市民阶层的一大特点,决定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实质。
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商业日渐繁荣,逐未营利尉成风气,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为显著增长的阶段。《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寻至正德未嘉靖初,隆庆间,则稍异矣。出贾昧多,土田不重。操资多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争,各相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沃臻矣。……迨致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既少。”(15)由于商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商的南北交易,大大促进了物资的交流“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6) 1598年,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陪同下,沿北上赴京。在南京至北京运河的旅途中,他看到明代运河和沿途各埠经济繁盛的景象,他生动地记载:“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泽不绝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有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17)所以京畿地区什么也不出的,又什么也不缺乏,“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从私商利用漕运贡船实情看,在商业资本带动下,运河经济已开始被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异化。
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外冈镇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镇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例,嘉靖以前尚“城多荆榛草莽”,到隆庆万历年间已是“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再看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迨成化弘治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18)江南市镇的勃兴表现乡村都市化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此类市镇的居民主要已是工商业者。吴县“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而牙侩辏集”。瓜州“居民悉为牙侩,贫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口,弗事农”。(19)与此同时,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明初的百年间全国即已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等三十多个大都市,北京、南京的人口更达到百万。大都市镇的发达使得集中在城镇都市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大影响。
二,市民阶层兴起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的矛盾,又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而影响到晚明社会的整体风貌。
首先在政治方面,市民阶层要求取得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斗争,使晚明中国的政治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随着商业资本的渗透,私人地产迅速发展。封建等级地主在土地商业化过程中受到了打击,代之以新兴的商业地主。明中叶后土地私有达到极盛“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逐有一户而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此亦田产之一变也。”(20)列宁分析俄国农奴制的衰落过程“封建政治的基础即以土地为标志的权力日渐式微,而货币的权力则日逐增长着,土地日益卷入商业流通中了”,(21)只是这种变化在中国要缓慢含蓄的多。这些市民阶层的豪贵集团要求取得政治和经济权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民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普遍承认私有财产和重视‘在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为其特征”。(22)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社会绝对的君主集权与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相对立的,具体的表现是万历年间市民阶层的反“矿税”运动。明神宗为保证其挥霍,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征税。“至万历中叶,矿使四出。久之内府之藏冠绝千古,而上拥为己有,……然其时大珰、小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23)其中派往矿山的曰“矿监”,到城镇或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的曰“税使”,到广东搜刮珍珠宝石的曰“珠监”,到两淮去搜刮盐税的曰“盐监”。这些矿监、税使另建衙署,自成系统,打着朝廷的旗号无视官府,任意盘剥商民,甚至“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更有一些“矿监”随意指认富家宅地有矿可采,乘机勒索,以致于“孑孑小民,或弃妻子,鬻田宅偿公家,而犹不给,生者流离道路,死者委填沟壑”。(24)在经济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市民阶层各个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封建特权展开形式各异的斗争,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
市民等级的斗争不同于以往农民的暴动,不直接以更替政权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企图通过改良维护该阶层的利益。其中斗争最坚决的是平民阶层,最初只是反对内监和“矿税”,而大规模的市民运动要在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运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万历三十年)税监杨荣,肆虐激民,民不胜愤,火其厨房,杀委官张安民。”(25)其后,在湖广、云南、闽粤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反对矿税的斗争。
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运动的标志事件,是天启年间,在长江流域以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运动。东林党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君主专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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