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说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这种不平常的遭遇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上的打击。

柳宗元在柳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编外闲员，到永州后，他既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他自己说是“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龙兴寺里，这里环境荒凉，所居西厢房仅有北窗，光线昏暗，潮湿闷热。整天接触到的是僧侣和佛经。半年后，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就病故了，柳宗元身心再次受到重大打击。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时他只30多岁，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自己和改革辩护，希望当政者和朋友们谅解，这还算积极的一面；二是自怨自艾，自我忏悔，自我责备。在他的《与裴埙书》中,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名盖恶，势益险”。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自己“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很忤贵近，狂竦缪戾”，以致反对派对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力同攻”。柳宗元得意时确实年少气盛，骄矜之态溢于言表，他自己在《答问》中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事急务”。加上当时改革派得势，鱼龙混杂，其中不少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以为有顺宗李诵支持，可以永远掌权，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大官僚韦皋在给当时监国的李纯的奏章中写道：“今群小得志，毁紊纪纲，官以事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心腹，遍干贵位，潜结左右，唯在萧墙”。也大体上说明了当时改革派缺点错误的一面。到了永州，由于他身心交瘁，精神十分苦闷，所以自幼就受到佛教熏染的柳宗元这时进一步到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甚至一度发展到想出家当和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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