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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及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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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性，只有通过合作其才能以其艺能为进身之途辙。
儒的这一起源就决定了儒教从其源头上而言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合作性。如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体现了儒教在其精神实质上是要与王权结合建立一种以仁为精神的王国，这种合作是和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皆是从非压迫者的地位出发建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国。其后汉代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儒教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
但从孔子起，孔子意义下的儒虽未改变与王权的合作性质，但却与术士儒有着本质不同。这种不同也正孔子所谓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
所谓君子儒，虽欲进身，但非为进身而进身，进身之前提是以实现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施仁政于天下，大行王道。若不能行王道理想，则邦有道则进，邦无道则藏，正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是孔子意义的君子之儒。
所谓小人儒，仅把艺能作为进身之途辙也。为进身进身，非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为其进身之前提。
故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从总的精神来言，儒教与王权之关系非如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儒教与王权之关系，多是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儒教的仁义礼智信要通过与王权的结合来实现。而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乃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但王权从精神与道德上要受到教权的批判、要受到教权的约束。基督教精神的力量要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基督教多从道德的角度对世俗王权进行批判。
从儒教的历史来看，正统儒教与王权是合作批判的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王权解决自身的不足，完善王权的统治，从而实现儒家行仁义于天下的王道思想。
儒教对王权之批判，非如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纯粹是一种精神力量高于王权力量式的批判。尽管儒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对王权也有过许多批判，但在性质上儒教是与王权合作的，故王权力量往往将儒教作为一种统治之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有之事实。
“汉武帝即位后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继法术、黄老之术后的第三种‘安宁之术’”。⑥
基督教与儒教起源不同决定了各自的组织方式也是不同的。
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故其在精神上就对世俗政权有一种先天的道德批判。为了维护这种先天的道德批判，基督教有必要建立起能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形式。由于基督教在组织方式上有一个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就保障了基督教能以独立的精神、独立的道德的力量干预世俗王权。
儒教在起源上是与贵族阶层密不可分的，儒士多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即便是孔子，其先为宋国贵族，来鲁后早年曾为委吏、乘田等小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历史上儒士之发生实际的政治作用是以王权组织形式为前提的，即便是君子儒，也是要“用之则行”，“舍之”也只有退而藏之了。如孔子大道不行，退而授徒。儒教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儒教在组织方式上不可能如基督教那样，完全建立一个独立于王权的大一统教会，以实现其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实现其对王权的精神干预。
儒教的组织方式是与王权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的，没有对王权的结合与控制，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则仅能是一种文化，而没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如东汉后，两宋前，释老大昌，释老皆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只有儒教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仅以一种文化或依存于政府，或散落于民间。此段历史期间，儒教对社会的道德批判，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绝无有西方基督教那种，以一种强大的大一统教会形式，形成对王权的干预与道德的批判。
从历史上来看，儒教没有基督教那种独立于王权的宗教组织形式。其与王权的关系是一种合作性、批判性的关系。
问题是：当今西方基督教虽已失去其大一统的教庭，失去其直接干涉政府的权力，当由于其历史渊源，其至今仍有一个独立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形式，通过教堂以传教的方式，对社会大众进行道德教化，对社会非道德、非人性的现象进行批判。基督教通过布道的方式使芸芸众生在精神上有一种归依感。
传统中国儒教以其特有礼教形式对大众的道德教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经过１６０年的社会变迁，儒教已基本上失去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但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民众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教化形式。传统儒教经过改革，其能否以什么样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皆值得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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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孔子 作品 孔子,论语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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