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①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
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②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①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②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③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④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⑤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①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如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采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年才回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①698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五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杰能够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带着40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②在十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