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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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 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彷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大家想必都看了万历十五年，知道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不过用老夫子们的话说，那也是气数使然了。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从“满朝文武泣于文华殿请立储”这样的描述里，我闻到了儒家文化腐烂发臭的气息。

　　如果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事情也好办得多。这祖孙俩，是明朝享国在位时间第一和第二的一对儿（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长，仁宣和孝宗在位不过十数年而已,这一点和清朝正好相反），对待大臣，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并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谓一盈一亏，矫枉过正。

　　嘉靖帝性格刚愎自用

　　嘉靖帝性格刚愎自用，嘉靖的臣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海瑞，其他的都不敢直谏的。只是嘉靖太过于“乾纲独断”，关于“大礼议”的事情，嘉靖帝对大臣们的上谏硬是有“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的精神，死多少国家栋梁都不足惜，铁石心肠，无可挽回，且大臣越谏，嘉靖越走得远，干脆称孝宗“皇伯考”称武宗“皇兄”。看来嘉靖帝似乎有一种偏执和叛逆的心理，根本是谏不得的（看来他只能迎合，于是出了狡诈阴险的严嵩）。在经历了极其惨痛的教训后，大臣们知道是拗不过嘉靖皇帝的，“相诫勿言”，此后数十年无人敢直谏。直到嘉靖末年，海瑞怀着必死的决心上疏把嘉靖几乎是大骂了一通，嘉靖不笨，这样伤他的自尊，他当然生气痛恨，但是他也知道不能杀海瑞，否则有千古骂名（估计于是恨得更厉害了，有请开释海瑞的，嘉靖就拿那个人出气了）

　但是海瑞预先准备棺材，遣散童仆，家人各自逃命的冒死上谏的举动，使他天下闻名了。这一年嘉靖帝去世，连狱卒都知道海瑞将得到升迁重用了。天下人一定在交口赞叹海瑞，包括继位的穆宗和他的后妃们，其中也有万历的母亲后来的李太后。

　　穆宗在位的时间不长，只有6 年。万历帝10岁就登基了。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还是比较贤明的，教子甚严，根据史书的记载看，和现在的父母们“望子成龙”的心态有得一比。五更天就亲自叫帝起床，经常说“你这样淘气，让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万历帝幼年畏惧严师张居正）。幼年万历动不动就要在太后面前长跪不起，还要受太监们的挟持。（《明史》言“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太后和张居正看来是过于严厉了。过于严厉的父母和师长，往往消磨了孩子的锐气，使之毫无主见而且性格阴沉。

　　也许在万历和李太后母子闲话之际，不免要谈到不远的祖父嘉靖皇帝，太后就会把嘉靖皇帝作为反面教材，说不要学你爷爷，不听忠臣之谏，大杀建言的大臣，落个谤名。要学唐太宗，从谏如流，做个明君。自古以来，杀谏臣就被认为是昏君之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听忠臣们的进谏忠言。

　　于是万历帝就走到了爷爷嘉靖帝的反面。嘉靖硬要翻个个儿，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实在是很负心的行为，不太道德，群臣议论纷纷，奏章上疏前赴后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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