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孺之学与程、朱理学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孝孺去其浮言而推行实学，以经世致用为要务。也就是说，他对于宋儒在哲学上的性理之辨、理气之辨、性命之辨等等，很少去继续纠缠，而是专心于“圣人之学”、“圣人之道”，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逊志斋集》的所有文章中，似乎没有一篇是专门在这些哲学命题上争辨其孰是熟非，孰先孰后的。如他在《上范先生》书中就曾指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谈性命则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事；攻文辞则或离乎实德，而滞于记问。”因此，他十分强调：“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其用王道也。”“圣贤之学，皆以用世。”“君子之学，积诸身，行于家，推之国，而及于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又云：“古学务实，体立用随，始诸身心，验于设施。”故学者必“以古为师，穷理正心，法尧为仁，法舜尽孝，视民如伤，文王是效。”对此，孝孺进一步伸论说：“盖圣人之大者，上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下莫加于周公、孔子，而此八圣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经，故后之学圣人者，舍六经无以为也。”“苟能发明六经，大之于天下国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基于此，孝孺把“学”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等大事，一再强调说：“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学不亦大乎?”“人或可以不食也，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人于禽兽而不知也。与其禽兽也，宁死!”这是因为：“学以明之，与天地通，尧、舜之仁，颜、孟之智，圣贤盛德，学焉则至。”由此可见，在方孝孺的心目中，做人必须为学，而为学必宗三代孔盂，唯学才能明道，唯明道方可以治天下。虽然，孝孺主张学必崇古，但也强调学古必须知今，反对死学，反对学于古而泥于古，要学能致疑，学而能变，学而能化。
(摘自《逊志斋集》)
摘自《中学语文教学通讯》20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