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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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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反对以骈文为“文”之正宗的。当时，在《国粹学报》上实际上开展了一场讨论，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⑼中对骈文也有讨论。其云：古之作者，择言以对待，援义以比例。虽在约举，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称，单复必齐。俯承其仰，断者自续，两两间合，节节递转，顿挫抑扬，犹省虚字，未有单词只义可以为句者，亦未有一语孤立可以为章者。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岂其属思之精，实由用字之当，盖因形定声造字之巧也。他是肯定骈文的存在意义的，视其为文章简洁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他反对将骈与散对立起来，认为“强分门户，析名骈散”，造成对立，十分不好。而罗敦融的《文学源流》⑽也以“文话”形式也对骈文作了论述，作者在《总论》中首先指出：“文学由简而趋繁，由疏而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他肯定了骈文形成与发展的合理性，并对骈文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时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综其分合，推迁可迹。”这个划分揭示了骈文发展的客观演进规律。他指出了各阶段及其代表作家的特点：“两汉以前，文多浑朴疏简，西京而后，朴进而华，疏进而密，简进为繁。迄乎东汉，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联耀当时。汉魏之间，文尤柄蔚。晋尚清谈，稍参疏宕。而潘安仁、陆士衡、刘越石益柄于时。逮乎刘宋，颜延年、谢灵运其英绝也，齐有任昉、沈约，蹑汉魏之轨。梁有徐陵、庾信，极瑰俪之观。绵及初唐，四杰并轸，渊深玮博，郁乎钜观。燕、许纵其豪宕，义山易为流丽，而樊南一体，开宋四六之风，金元之间，文殊貌苶。晚明天如卧子，始复提倡。本朝文化莘莘，斯复称古。霞骞云举，并轨同涂，语夫文学，当迈元明。”他另外一些观点也是颇有启发的，如认为司马相如为“骈文之祖”，实是强调了汉赋对骈文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本世纪初在《国粹学报》上展开的这番争论，是在刘师培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其观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这场讨论具有对骈文近两千年历史的总结的性质，似乎预示着它即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而谢无量（1884-1964）于1918年出版的《骈文指南》⑾虽是薄薄一册，毕竟是骈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的开端，它虽仅分“骈文通论”和“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两章，但作为专论骈文的理论著作，它是第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现的意义是很大的。“骈文通论”一章分“骈文的渊源”及“骈文研究法”两节，有些论断亦称精要，如论“骈文之渊源”一节云：“骈文铺叙议论，语累千万，比对精深，体裁绮密，句中自协宫商，境界视律诗尤广。”“骈文体格及变迁论”分论历代骈文之时代特点，可谓现代一部骈文简史，有些论断亦发人所未发，如第二节论“永明体”云：“盖永明文学始精声律，不惟用之于诗，亦用之于文。”又如第四节论“唐骈文”云：“纵考有唐一代之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律赋诸家，虽亦四六之流，要为浅薄，不足取焉。”其观点至今犹有裨益。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并很快就重印多次，说明在当时骈文还很有市场，人们对骈文有无限的眷恋。与此同时，1917年出版的刘铁冷（1881-1961）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⑿也很受欢迎，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骈文著作的受欢迎也改变不了它最终的命运，这只不过是最后的挽歌罢了。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近二十年是本世纪骈文学的开创时期，它是在骈文走向终结的时代背景下以为骈文的辩护为开端展开的，它拉开了本世纪骈文学的序幕。
二、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研究：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
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是骈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众多，成为骈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如孙德谦的《六朝丽指》、钱基博的《骈文通义》、 金钜香的《骈文概论》、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金茂之的《四六作法骈文通》⒀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形成了骈文学研究的高峰，成为骈文学史的独特景观。
孙德谦（1859-1935）的《六朝丽指》是一部很重要的骈文学著作。孙德谦好骈文，其文有六朝之风，著有《四益宦骈文稿》，时人论其骈文每与李详（1858-1931）并称“李孙”。《六朝丽指》用传统的骈文话的形式写成，1923年出版。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词坛名宿冯煦（1843-1927）为之作序，极力褒赏。孙德谦又自序道其意旨云：“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全篇共八十八则，分述六朝骈文之变迁、作家、文体、文风、文辞，其概论之全面、论述之精辟非前代骈文话所能望其项背，极为后世所重。其论骈文以六朝为模范，《六朝丽指》开篇即云：“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做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有志于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在对六朝骈文艺术的评价上，他尤标举“气韵”，以为“气韵”乃六朝骈文之真髓，其云：“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风彪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夫骈文而不宗六朝，拟之禅理，要为下乘也。使果知六朝之妙，试读彼时诸名家文，有不以气韵见长者乎？”孙德谦论六朝骈文均以“气韵”为 准的。如“六朝之文其气疏缓”，“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就作家的气韵而言，孙德谦尤为推崇“疏逸”一路，如评江、鲍“江、鲍并称，余以江文疏逸……然鲍亦有疏逸处。”而其论骈体文辞强调骈散并用，如“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要之，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能清晰。”就六朝作家而言，孙德谦以任昉、沈约成就为最高：“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总之，《六朝丽指》专论六朝骈文并论及骈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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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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