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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行政院里的日本间谍

抗战发生前,行政院设在国民政府(今南京“总统府”)大院的东北角,是两座二层楼房。1935年11月精卫遇刺负重伤后,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不断扩大。就在这时,在行政院中出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重大泄密事件。1937年8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召开了一次极秘密的军事会议,决定针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中国军队实施“制胜机先”的军事战略,趁日军主力集中华北之时,在8月中旬主动在上海发起对驻沪日军的进攻,将战争重心引向东南淞沪一带。而在发动上海战役之前的8月上旬,先以海军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一方面防止日舰从上海沿长江西上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与猎获当时正停泊或行驶于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这是当时中国最重大的国防军事机密。与会的只有蒋介石、汪精卫与军委会的几名高级长官,以及担任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然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各有关部队之前,突然,在8月6日到7日,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共约20多艘,仓促间都飞速撤往长江下游,奋力冲过江阴江面。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等到中国海军舰艇奉命赶到江阴江面拦截时,仅阻截与虏获到“岳阳号”(3298吨)与“大贞号”(1369吨)两艘日本商船。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失败了。

在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江面泄密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1937年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党、政、军各部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决定当天他将亲自到会并做重要讲话。那天,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师生首先来到会场,队列站得整整齐齐。党、政、军各部的大员先后乘车来到中央军校,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开进了军校大门。由于这天蒋介石到场,南京的军警宪特机关加强了对中央军校的警卫工作:在从中山东路到黄埔路的沿路上,直到军校大门,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则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员巡查;进校的汽车都由在校门口值勤的宪兵登记车号与人员后,才准予放行。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莅会时,忽然总值日官向大家宣布: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便安静下来。不一会有人报告,那两名嫌疑人员发觉被人注意,已在混乱中乘坐一辆轿车逃走了。事后,军警机关进行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员极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潜入军校混入“扩大总理纪念周”会场,其目的无疑是企图窃取情报与刺杀蒋介石等军政大员。经查,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的轿车为黄浚所有。

1937年8月26日,又一起重大泄密事件在南京发生了。当时上海战事激烈,蒋介石多次想亲到上海前线视察与指挥。但日军飞机对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与公路均作了严密封锁,日夜狂轰滥炸,蒋介石无论乘火车或汽车都极不安全。8月25日,在一次最高层军事会议上,新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天要从南京到上海去会见驻沪英国侨民。委座可乘他的轿车同去。英国目前在中日战争中宣布中立,大使座车上覆盖大幅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可免日机轰炸。”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建议当场首肯,并派人与许阁森联系。然而,到了第二天,即8月26日,蒋介石因故临时取消了乘许阁森轿车去沪的行程。结果,许阁森的轿车开上宁沪公路后,于当日下午2时许,在嘉定地段遭到两架日机有目的地拦截与疯狂地扫射轰炸。尽管许阁森汽车顶上覆盖着大幅英国国旗,十分醒目,但无济于事。许阁森汽车左躲右避,最终还是被炸翻。许阁森大使被机枪子弹击中,脊骨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被送往上海租界医院急救。若蒋介石那天也乘坐此车,定难逃此劫。

显然,日本当局已预先得到情报,才采取了上述种种行动。那么,是谁将中国政府的这些重大机密情报如此快速准确地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的呢?

侦 查

日本间谍的猖狂活动与中国最高当局连续发生的重大泄密事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怒。他连夜召来各军警宪特机关的负责人: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严令各军警宪特机关的负责人在限期内把出卖军政重大机密的汉奸间谍统统侦查出来,严加惩办。军警宪特机关的头目们立即调动本部门大批人马,投入侦破日谍案中去。然而,偌大的南京,人海茫茫,事情又牵涉到南京政府最高层,而且战争迫近,兵荒马乱,到哪里去寻找这伙隐藏极深、手法又极阴险狡猾的日谍汉奸呢?

在破案工作中,以谷正伦为首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得了地利之便。因为他们多年直接掌管南京的警备与治安,工作人员深入到南京的大街小巷与三教九流之中,耳目密布,情况熟悉,情报灵活;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他们就在所属特警第二队中专门成立了一个极机密的反日本间谍工作机构———“外事组”,组长为丁克勤,已经在日本驻南京使领馆内部署潜伏了几个内线,建立了一些重要的秘密情报网,并取得了一些工作成果。1937年8月上旬,“外事组”除继续监视日本使领馆与已掌握的日本情报机构设在南京的几处秘密机关外,还调查分析了各种得到的线索,最后将怀疑对象集中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

黄浚,字哲维,号秋岳,福建人,生于1884年,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归国后,长期在北京、上海的报馆与北洋政府中任职。1928年夏,黄浚通过关系,转到南京国民政府工作。1931年年底,国民党元老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是福建人,与黄浚是小同乡,十分赏识黄浚的才学,遂将黄浚调升为行政院主任秘书,其地位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1932年初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在外交上亲近日本,对精通日语与日本事务的黄浚十分宠信。黄浚兼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在行政院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能经常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掌握国家的各种最核心机密。1935年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后,对黄浚仍宠信不减。黄浚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炙手可热。其长子黄晟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就被黄浚送进外交部任科长。

但是,黄浚虽有才能,却无人格。其父子生活豪奢,挥霍无度,在南京与上海都各有公馆,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每月仅日常开支就达千元,工薪收入根本不敷所用。在政治倾向上,黄浚一贯亲日崇日,毫无中华民族感情与民族气节。黄浚的政治倾向、生活状况、人品与爱好,尤其是他所担负的极其重要与机密的工作,引起了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的高等重视。

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了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这种间谍活动更加疯狂。南京,自然成为日本间谍注目与活动的头号目标。南京地区的日本间谍指挥部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1931年来到南京任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是个挂着高级外交官头衔的日本老牌间谍。他尤其重视在中国政府的各军政机要部门收买汉奸。须磨与黄浚是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对黄浚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他有目的地引诱与重金收买,卑劣的黄浚很快堕落为无耻的汉奸与间谍。

黄浚成为日本间谍以后,不但利用自己极其重要的职务之便,窃取中国政府最高当局的大量核心机密提供给须磨,而且还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以及国民政府中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军令部的少将高参曹思成、海军部的部员李龙海、军政部的秘书王必贵以及黄浚自己座车的司机王本庆等人拉下水,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头子的汉奸日谍集团。

黄浚日谍集团危害极大。其活动又极其狡猾。他们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联系的方法更是十分诡秘。方法之一:黄浚定时到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去喝咖啡,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那顶深灰色凉帽挂到衣帽钩上,其凉帽夹层中密藏着情报。在这同时,必定有一个日本特务化装成平民,也进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也将一顶同一式样的深灰色凉帽挂到衣帽钩上,其凉帽夹层中密藏着须磨的指示。黄浚的凉帽与日本特务的凉帽紧紧并挂在一起。但二人并不在一张桌上喝咖啡,也互相不搭理。然后,那日本特务先喝完咖啡离开,却在人们毫无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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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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