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于此。陈寿叙述诸葛亮的政绩,一则说其“开诚心,布公道”,再则说其“用心平而劝诫明”,归根到底,所讲的就是一个“仁”字。袁准论诸葛亮为政,称其“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讲的还是一个“仁”字。而且不仅在国内仁,兵之所至,仁也随焉。以蜀一区区小国,八年间“无岁不征”比其大数倍强数倍的曹魏,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国内却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吴骚乱不断,老百姓对诸葛亮的拥戴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的仁政,在少数民族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采用马谡建议,确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战略方针。战争中,不多杀人,唯服其心。对首乱分子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之感动,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战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且不留兵。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较之魏和吴纯用武力征服和编管的办法显然进步许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真诚拥护。诸葛亮死后,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悲痛难抑。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诸葛亮堪称中国古代仁政理想实践的典范。

    诸葛亮英才盖世,也特别重视人才,他选才有慧眼,用人自公心,史称其治理下的蜀汉,“官属皆天下英俊”。他提拔官吏,不讲门阀不论资历,唯看才德,同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唯门阀为重,孙吴专用江东士族的干部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中有一段诸葛亮用人公正的文字,读来很是感人:“始,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据说,何祗被擢为广汉太守后,“每朝会,祗次洪座。洪嘲祗曰:‘君马何驶?’祗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不仅善于发现和选拔一般人才,尤擅在此基础上发现和选拔栋梁之才。姜维本是曹魏降将,蒋琬原为县长,费祎乃刘璋亲戚,诸葛亮看出三人皆“社稷之器”,培养,提拔,尽其器能,诸葛亮死后,三人遂继之撑持蜀汉江山三十年。

    持身正,执法平,为政仁,选才公,一个政治家,四者具其一,便会受到人们的敬仰,而诸葛亮却四者兼备,且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他身上所迸发出的人格光辉,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殁后,都生发出强大的折服人心,震慑人魂,昂奋人魄的力量,使人对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服,不得不学。

    刘禅曾被人们当作昏君的典型,至有“扶不起的阿斗”之说。然而,刘禅却与一般昏君多有不同:他尊信诸葛亮,一无所疑。不仅诸葛亮在世时,权力一委诸葛亮主宰,而且于诸葛亮死后整整三十年间,一遵诸葛亮遗制,全用诸葛亮选定之人,爱之者用之,恶之者同样用之,不做丝毫变更。这之中,固然有刘禅并不全昏的因素在,但最根本的,还是诸葛亮巨大的人格力量,诱引着、震慑着刘禅,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遵奉着诸葛亮的一切。

    廖立被诸葛亮由侍中徙为校尉,接着又废之为民;李严被诸葛亮由蜀臣中二号人物的高位拉下,弃置不用,处罚够重的了。但闻诸葛亮死,这两人比别人还要悲痛。廖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袵矣!”李严竟“发病死”。廖立想到的是国家失去栋梁,难免一亡;李严想到的是诸葛亮迟早会再用自己,而他人没有这种襟怀,“故以激愤也”。他们受重罚而思罚者,感佩的都是诸葛亮的为人。这,尤能看出诸葛亮人格力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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