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我被调到军委总部，担任李德的翻译。当时，朱德同志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这时，我同他的接触更多了，经常在军委和中央的会议上，听到他的发言和讲话。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敌我情况的透彻分析，使我十分敬佩。然而，由于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和李德的专权，朱德和毛泽东等同志的许多正确意见，都被一再拒绝接受。结果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朱总司令在军委纵队，我也随军委纵队行动，康克清同志是机关直属队的指导员。当时，因卫生条件很差，许多同志因吃了辣椒拉肚子。康克清同志为了朱老总的身体健康，不让他再吃辣椒。可是，朱老总是四川人，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还是找辣椒来吃。康克清同志便以直属队指导员的身分禁止他吃辣椒，堂堂的总司令只得服从她的“命令”。这虽说是一件生活小事，但却反映了朱总司令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德同志既有顾全大局、宽厚忍让的大海般的胸怀；又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让步、坚决斗争的高度原则性。1935年1月，长征到达遵义，因工作的需要，我也列席了在遵义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总司令在会议上拍案而起，严肃地批评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愤怒指责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虽然因事隔多年，对他在会议上发言的具体言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那慷慨陈词的神态和是非分明的原则性，我却一直铭记在心里。正是由于朱德等同志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决定撤销了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而使党和红军又重新回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此以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的决定，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随同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不久，张国焘背离中央的北上方针南返川康。这时，朱老总实际上被张国焘剥夺了指挥职权，以至被软禁起来了。但是，朱老总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畏怯退让，仍然坚持原则，主张北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迫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长征以后，毛泽东同志正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一如既往地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他的这种从不居功，毫不争权，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在党内外早已有口皆碑。但是，林彪之流却对朱老总的这一美德进行恶毒攻击，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是争权夺利的野心家，而对朱老总的高尚品德，却没有丝毫地损伤。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工作，与朱德总司令同住在延安的王家坪。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而我们只不过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的还没有成家。朱老总经常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大家。那时所谓好吃的，也不过是他用四川家乡的方法腌制的臭咸鸭蛋，有时有一两盘四川味蔬菜。每当休息时，朱老总不是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就是找我们或参谋、警卫员们一起打扑克牌。一玩儿起来，就分不清谁是总司令，谁是小战士了。他照样同打扑克的对家打暗号出牌。他每赢一盘，都和小青年们一样乐得开怀大笑；要是偶尔输了，就非得翻过本来才罢休。所以，在游戏时，他也是个非赢不可的“常胜将军”。从这些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朱德同志对同志、对群众是多么真诚与热爱！这是他的崇高品德的一个重要侧面。
全国解放进入北京以后，我与朱总司令的直接接触的机会少了，主要是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见到他。有时，在外事活动中也常与他相遇。每次重逢，他都关切地问问我的近况。虽然这时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他“总司令”。他对我们也还是像过去在瑞金和延安时那样亲切随和。有几次他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成员。例如：195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同志是我党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王炳南和我都是代表团团员。出国前后，他从贺词和讲话文稿到活动安排与礼仪等各项工作，都过问得十分认真细致。他率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文革”开始后，从朱总司令本人到他带领过的一大批老同志，都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一些造反派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