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京举行。当时，朱老总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林彪、江青一伙心怀叵测，在会上多次对朱老总进行围攻，逼他检讨。有一次他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不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啦。”
这年十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困惑地问朱老总：“真的要打仗了吗？”朱老总深沉地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
这时，朱老总要被“疏散”。他对我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我为难地说：“按理说我应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全国妇联的军代表若不点头，我要走也走不了。”朱总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请他去跟他们说说。”就是这样，我随朱老总到了广东。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接待我们的人，不许我们进广州市，要我们直接去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可是我们哪里有心情欣赏？他们还规定我俩不得访问附近的工厂、农村，散步也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我对这样的规定很反感，我说我在北京是自由民，想到哪里都可以随便去，困在这里算什么。就在这样的逆境中，朱老总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我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时刻萦绕在朱老总心头的，是工农业生产。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1970年夏天，朱老总因人大常委会开会回到北京，行动上略有了一些自由，他不顾年迈，抓紧时间到首钢和农村去视察。针对“四人帮”一伙批“唯生产力论”的谬论，他对生产第一线的干部说：“别听有些人'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实际上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钢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4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同志的名，矛头对着周总理。更令人忧虑的是她把手直接伸向了部队。回到家，我赶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朱老总，他听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似乎在思考什么，我着急地看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半晌，他才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经他这么一分析，我如释重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难以言喻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继续下降。可是他总说：“总理不在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带病开会，看文件，会见外宾，找人谈话。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很好，不能变动。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已经有病，但他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的时间有变动，朱老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他的病情更加重了，经医生会诊后，立即住院治疗。7月初，当先念同志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强调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并说：“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朱老总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因为他未能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未及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