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朱德同志，曾在一无盘缠，二无同伴的情况下，只身徒步数千里，费时两个多月，从四川去昆明报考。其顽强意志，感人至深。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击败后，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屹立于危难之间，勇挑重担，力挽狂澜，与陈毅同志率领一支仅剩七百余人的孤军，英勇苦斗，转战千里，保存了革命力量，传播了革命火种。其大智大勇，实属难得。长征途中，他年已半百，但仍象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爬雪山，过草地，吃糌粑、青稞、野菜、树皮、草根，行军战斗之余，还和指战员一起打篮球，浑身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的力量。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林彪、“四人帮”时期，他无法扭转局势，积愤在胸，特地书写“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自励励人。他未能活到“四人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那天， 但坚信那天必会到来，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他的一生，经历了数不尽的苦难、风暴、曲折、艰险，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和荣誉。他不因挫折而灰心，不因胜利而骄傲，总是那样沉着、从容、坚定不移、举重若轻，领导我们闯过一道道难关，夺取一个个胜利，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他的坚毅性格和伟大形象，常使我想起毛主席的词句：“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我们的朱德同志，就是一座这样的革命大山。
朱德同志汪洋大度，宽厚过人，光明磊落，堪称团结的楷模。
他搞五湖四海，历来不搞“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不为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博大襟怀所折服。
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军队因为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大搞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了严重危害。朱德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教条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和“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同志）等大批领导骨干，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朱德同志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芦花，他和我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珍贵，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论平时或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表里如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朱德同志异常痛心，一面坚持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那时说的，在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有次，张国焘要他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同志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没有他的中流砥柱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艰难多少倍！
朱德同志公道正派，不信邪。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记得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株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大家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同志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视为党的宝贵财产，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温暖如春，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初期，一大批知识青年涌进革命队伍，朱德同志对他们备加关心爱护，经常勉励他们与工农干部搞好团结，相互学习，以便在革命战火中迅速成长。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山头的“总司令”，而是全军的总司令，因而赢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戴。
在党内斗争中，朱德同志实事求是，严己宽人，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他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异常反感，开展批评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咎既往，坦然相处。他没有一个私敌，不做一件挟私报复的事，真正达到了无私忘我的境界。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