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１９７１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盘素菜，一盘半荤半素的菜，一盘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
５０年代中期，有一天，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邓师傅知道朱老总爱吃鲜鱼虾，就买了几个，精心烹好，端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以后记住，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朱德也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他减少了粮食定量，也很少吃肉，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肉，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他家里由于来往的客人多，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２０多公斤，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一天，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样，他坚持和家里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从不允许大吃大喝，当地什么方便就吃什么，从不挑剔或提特殊要求。１９６０年他回四川老家，一到就说明要吃家乡饭，其他通通不要。在南充，他吃了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在成都，他吃烤红薯，服务人员见他不剥皮就吃，关心地说：“连皮吃不好消化。”他说：“不要紧，我消化得了。”
１９６２年，他回到阔别３０多年的井冈山。井冈山人民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准备了一些菜肴来款待，可是他一一谢绝了。他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说：“井冈山的红米、南瓜，我已３０多年没吃到了，很想吃。”有一顿，南瓜没有吃完，他叮嘱说：“请不要倒掉，留着，下顿饭热一热我再吃，倒掉，就可惜了！”
在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也非常俭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接见外宾、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又换上了旧衣服。
朱德卧室的家具，十分简单，且都是用了多年的。床，是一张旧棕绷床，床单、被子、褥子，也是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的。他坐的一个沙发很旧，也很矮。年纪大了，坐下去，再站起来很吃力。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他坚持不让换。为了起坐方便，他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照样使用，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
他的房子并不宽绰，住了２０多年，管理部门提出要修一修，他一直不答应，总是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他用的卫生间窄小，洗澡盆很高，特别是他到了晚年，手脚不灵便，又有病，进出洗澡盆很费劲，容易出危险。看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澡盆改装一下，放低些，上面再加个喷头。可是说了几次，朱德都没有同意。直到１９７６年他病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趁他不在家，大家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一下，准备在他出院后挨他批评。结果，这番心思白费了，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与世长辞了。
1948年5月，朱德（右三）和（右起）聂荣臻、陈毅、彭真、粟裕、李先念、蔡树藩、薄一波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现属平山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