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在反“围剿”的战争中，既可以用防御的形式，也可以用适当的进攻的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握具体的条件和时机，审时度势，因情制变。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朱德、周恩来能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机动地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避免机械性。
三、毅然作出从南丰撤围的决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金溪、浒湾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以备战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一带。当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瑞金。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直接干预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关于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敌人全部，然后各个击破增援敌人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闽西苏区的第十二军、赣南苏区的第二十一军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还累电红一方面军总部，促令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点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为此，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４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攻占南城、南丰城。
在此期间，蒋介石于１月２９日亲自到南昌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正式任命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统率１２个师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和一个预备师队，仍然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建宁、黎川、泰宁新苏区包围和截击。以赵观涛为队长的第三纵队即东路纵队，率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企图切断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以吴奇伟为队长的第二纵队居中，率十、十四、九十师三个师，准备从南城、南丰侧击我建、黎、泰新苏区；以罗卓英为队长的第一纵队即西路纵队，率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意图出击广昌、宁都，堵住中央红军的归路和袭击苏区后方。三个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同时长驱直入，压向中央苏区北大门，摆开合围中央红军的架势。
对此，朱德、周恩来根据各方面情报和敌军动态，准确地判断出上述诸路敌军行动意图。对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攻占南丰的指令，他们曾多次陈述了不同意见，明确提出了红军应在抚河以东地域，于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张。但是，由于中央局认为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坚持要求红军强攻南丰。而当时红军在抚河以东，一时确也难于求得有利战机。于是就在敌人杀气腾腾而来的严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表示同意执行中央局的指令，并作了机动灵活的部署：一方面准备强袭南丰；一方面准备在强袭不成时打敌增援部队。
２月１２日黄昏后，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当时，南丰城是蒋介石视为从赣东进攻中央苏区的基地，驻有国民党军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五个团，兵力２万余人，主力红军与敌激战一夜，虽然攻下南丰城外的一些据点，歼灭敌军将近一营，但红军损失却超过三百，第三师师长彭鳌及两个团长不幸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采取退却步骤，即实行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将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而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部队，“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注:《五四爱国运动》（上）第４５２～４５３页。】。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其原定战略仍不变，增援南丰的主力第一纵队两个师（五十二、五十九师），仍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南丰挺进。两师中间相隔一座摩罗嶂大山，不易联络。为此，朱德、周恩来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敌人必经的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打一个伏击战。
２月２６日，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向黄陂推进。黄陂地区，山峦叠嶂，林木茂密，有一条三十多里长的狭谷，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为了集中主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预先埋伏在黄陂一带的大山中，并下达战斗命令：拟于２７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源岭、神岗（即今乐安谷冈——作者注）、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
２７日拂晓，天下着毛毛细雨，朱总司令踏着泥泞亲临左路纵队指挥。约９点多钟，敌进入我伏击圈。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站在山上的松林里，举着望眼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谷底。待敌五十二师的全部人马进入我伏击圈后，朱总司令放下望远镜，和周总政委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下达出击的命令。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分割包围。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敌五十二师被我全部消灭。
就在我红一军团于黄陂狭谷痛歼敌五十二师的同时，敌五十九师还在耀武扬威地向霍源疾进。以红五军团为主的右翼队，按照朱总司令“注意隐蔽、严密监视”的命令，待五十九师的全部人马都已进入山谷后，红军猛虎般地冲下山来，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前后两段，分割包围起来。不仅围歼了敌五十九师四个团，而且生俘其师长陈时骥。
此期间，改“强袭”为“佯攻”，由“撤围”到“待机”，最后“伏击”、“围歼”了乐安来敌，取得了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注: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５１页。】。朱德在实践中，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把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部署是违背苏区“中央局命令原旨”的，但却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着。
四、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
红军在取得黄陂大捷后，朱德估计敌人不会甘心失败，还要伺机反扑。遂决定用一部分兵力和敌人保持接触，引诱敌人南进；主力红军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宁都北部根据地东韶、小布、洛口等地休整。
形势发展也不出朱德所料，１９３３年３月上旬，为了挽回败局，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敌中路“进剿军”总指挥陈诚重新调整了部署：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