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他主张要长期注意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手工业，反对轻易地把手工业合作社变为国营工业，反对轻易地取消我们特有的出产土特产品的手工业。1956年，我国的各种手工业劳动者共有2000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认为，在流通领域也是同样，不要只有国营商业，没有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可惜，朱德的这些重要意见没有被重视，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私有制绝种，甚至企图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德的这些意见，才得到重视和实行。
三是他主张发展山区经济，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他认为，山区建设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山区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在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方面，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山区的丰富资源远未开发出来，人民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地位。他在1957年11月的讲话中提出：“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这实际上就是说，山区的经济应该从自然经济变为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山区和全国才能互相交流。为了和全国互相交流，山区就不能仅限于发展农、林、牧业和土特产，还要发展采矿和各种加工业，特别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
与此密切相联的是，朱德提出要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农业的多种经营不能以发展大农业的农、林、牧、副、渔为限，还要发展工(业)、交(通)、建筑、运输、服务业。这就是说，中国要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国的面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是他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挺身而出反潮流，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这件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959年6月16日，他同董必武一起去东北视察，在听了吉林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他尖锐地明确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吃点蔬菜和番薯。……办食堂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的东西出口，换回更多的钢铁和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里。”接着，朱德和董必武一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农村办食堂已经造成了严重浪费和困难，难以为继，主张解散农村食堂，而且应当要求党团员带头退出食堂。那次我和朱德的另一位秘书未随朱德去东北，当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后，都非常吃惊和紧张，并且不以为然。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吃饭不要钱都是毛泽东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是马列主义书本上写了的。所以我当时认为要求解散农村食堂，这无疑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朱德回到北京后，我向他提出了这个意见。没有料到朱德却严肃地指出了我的错误。他说，你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是好的，马列书本上的道理也不错，但家务劳动社会化，要在生产力大大提高，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并且办食堂要以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充足，农村人口居住又集中为条件。现在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家底很薄，经过一段时间“放开肚皮吃饭”以后，大部分食堂的存粮都吃空了。他说，你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他还严肃地说，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有了意见就向中央提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因此，从那时以后，直到同年7月庐山会议，他继续坚持讲述他的必须解散农村食堂的观点。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7月13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大组会发言中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以节省一些。”
对朱德的这些意见，当时坚持和维护“左”的错误的那些同志是不会同意的。加上朱德说彭德怀已经对错误作了检讨，全党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了。因此，他在庐山会议的大组会上就遭到了政治“围攻”。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委婉地批评了朱德，说是：“在食堂问题上，我和朱总司令有一些不同意见。”直到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批准了解散农村食堂，才证明了朱德的反潮流精神是正确的。
五是他主张要利用个体私有经济的积极性，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个极其宝贵的意见也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提出来的，这年7月11日，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