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随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于1911年8月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任协统的第74标第2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以后的4年间，朱德全付身心地投入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屡立战功，成为滇军名将。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袁本人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后，朱德“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班”，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些“幸胜家国任”而听任国家动乱不已的官员，表示自己一定要成为拯救国家的主人：“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这时的朱德，踌躇满志、满怀激情地写下《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朱德还与泸州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忙里偷闲”，来“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求收“振兴东亚中华”之功，决不“寻花弄月”；要“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方称联翰墨之因缘，永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5]
就在朱德任云南陆军第7师第13旅步兵第25团团长率部驻防泸州、南溪，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充满希望之时，1916年11月，在日本就医的蔡锷病逝。蔡锷的去世，使朱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失去了直接的领路人。噩耗传来，朱德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从心底里发出了“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6]的慨叹。
三、朱德1918、1919年的诗词凸现他在卷入军阀混战后的一个时期，既认为自己是“为了革命在打仗”，又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的矛盾与痛苦的心理
朱德写于1918、1919年的诗词较多，如《无题》、《题护国岩》、《军次云谷寺晓行书所见》、《登长老坪》、《战薄刀岭》、《攻草帽山》、《石公石婆》、《感时五首用杜甫〈诸将〉诗韵》、《苦热》、《征人怨》、《悼亡》、《秋兴八首用杜甫〈秋兴〉原韵》等。这些诗词，凸现了朱德在卷入军阀混战后的一个时期，既认为自己是“为了革命在打仗”，又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的一种矛盾与痛苦的心理。
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主张维护《临时约法》，并提出在粤恢复国会，再造共和。这时，企图充当“西南王”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借滇、川、黔军争夺四川督军职位？昆战之机，以“护法”为名，对四川大举用兵。此后，川、滇、黔各军首领之间以及川军内部各首领之间，为争权夺利连续发生混战。驻军四川泸州的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朱德任旅长，率部卷入这场战争。
在陷入军阀混战漩涡一段时间内，朱德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军阀争霸所利用的工具。他依然感觉自己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还一度仍然认为“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自己“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漩涡，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7]1917年秋，朱德在泸县云锦山与当地文人名流熊仿文、艾承庥等组织“振华诗社”时，还不忘提醒这些“耆老”们：“定有豪情，宣传革命，如为佳士，有助龙争。”[8]他还写下《题护国岩》诗一首，热情讴歌护国运动，发出要“将土还乡唱凯歌”的呼喊，十分渴望理想中的革命能够早日胜利。
然而，在另一方面，朱德又极其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它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1918年2月上旬，朱德在自流井参加云南第2军军官骨干会议时，多次发言指出：天天打仗不是个办法，老百姓太苦了，作为军人也不能这样盲目地打下去。他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9]的主张。但是，滇军军阀唐继尧对此却置之不理。这时的朱德，面对没完没了的战争，有时又“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0]1919年夏秋，他写下《苦热》、《感时五首用杜甫〈诸将〉诗韵》、《征人怨》等多首诗，以表达自己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等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其中，“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侬”的诗句，表达他关怀人民之心；“避暑居高耸，搔首望仪陇。白云阻乡关，回看江涛涌”的诗句，吐露他思乡之情；“为国无时还梓里，戎衣何日换金貂。买山筑屋开诗社，幸赋归来避市朝”的诗句，则是他厌恶战争的感叹。还有些诗句如“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独抱杞忧安社稷，矢心为国睹升平”等，都是朱德对备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和深受战争之灾的国家深表同情和关注的肺腑之言。朱德还在诗中对自己长期征战却又无力救民于水火予以自责：“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起舞闻鸡生叹息，总因血战咎功微。”“频年征战苦催人，一着征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