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一列火车从南边鸣笛开来。周士第知道，这是起义开始的信号。他借故走出师部，骑上快马奔回团部，与聂荣臻一同率领第73团全部、第75团三个营、第74团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
当周恩来见到聂荣臻、周士第率领战斗力强大的第25师3000多人到达南昌时，高兴地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们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第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起义成功后，第25师稍加补充后，编成一个完整的师，周士第升任该师师长。
从黄埔第一期学员，到铁甲车队的第一批成员；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的指挥官，到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负责人……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拥有多个“第一”。儿子周强颇为自豪地说：“像我爸爸这般资历的真的不多。”
3.
等指示期间出国求医的病人
8月5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周士第率第25师担任后卫，直到8月7日才撤出，由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南下。
不料，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兵败，第25师只得经福建向江西转移。一路拼杀，到达江西信丰县天心村时，部队已所剩无几。于是，军党委开会决定，派周士第去香港找党的上级领导，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
11月，周士第几经周折到达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和当时也在香港的聂荣臻汇报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周士第身染痢疾，不得不住院治疗。当时，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国民党又勾结香港当局大肆逮捕革命者。一时间，香港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位同乡老友就劝周士第：“这里兵荒马乱，不如跟我一起到马来西亚治病。”
1928年1月，周士第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便随朋友一起去了马来西亚，与党组织暂时脱离了关系。
周强说，父亲在解放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仍充满内疚，“他说自己当时这一个决定，本质上还是在革命受挫折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4.
漂泊6年重新回“家”的游子
组织上暂时离开了党，但周士第内心始终向往着革命。1929年，病愈后的他回国，在上海加入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对抗。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武装进攻上海，国民党19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由周士第担任队长，在上海闸北一带与19路军并肩作战。
周士第经常在19路军中公开说：“谁要救国，就要和共产党合作。”“19路军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才能保持上海抗战的光荣”……他的言行大大加快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步伐。
1933年11月，蔡廷锴等公开举起反蒋抗日大旗，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当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与红军接触的意图后，周士第立即自告奋勇充当“红娘”。
当时，红军先后派了潘汉年和张云逸去福建谈判。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周士第，在与潘汉年、张云逸的接触中，表明了游子思归的心愿。
就这样，经历了6年漂泊、曲折，周士第于1934年2月到达瑞金，辗转回到“家”中，受到了“家人”的热烈欢迎。
周强告诉记者，父亲曾向他讲述过当时的情况。“爸爸将一份说明自己脱党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交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掏出一封信递给他。信的大意是要周士第推动福建政府、第19路军蔡廷锴等人来苏区，如果蔡等不来，也要周士第回来。”
看到这封落款为“聂荣臻”的信时，周士第眼睛湿润了：原来“家人”一直在挂念着自己。
1935年10月，结束长征的周士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7月，中央军委为周士第上将追悼会审定悼词时，确定仍按“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5.
生活俭省对人慷慨的老人
周士第生活非常朴素，“他对吃的、穿的都不提啥要求，家具只要还能用，就不会丢。”张剑说，“家里原来还有一张配套的长沙发，用了十几年，弹簧都坏了也没舍得丢，最后还是被肖劲光扔掉的。”
原来，肖劲光大将一天到周士第家做客，刚坐上沙发，屁股就被卡住了。他马上跳了起来，一边嚷着“这么破的沙发怎么能坐啊”，一边让工作人员把沙发抬出去修理。周士第见状，笑笑不语。
“后来，那张长沙发没被送回来。”谈起这件往事，张剑和周强都乐了。
周士第自奉极为俭省，但对身处困境的老战友十分慷慨。长媳肖霜是肖华上将的二女儿，她对公公在“文革”期间对自己一家的援手相助记忆犹新：“那时我的父母亲都被打成走资派，家里特别困难。公公常常让我骑自行车带米回去。有一次，他还偷偷拿出个信封，塞了几百块钱给我，这事谁都没看见。”
知根知底的老战友一下成了走资派，周士第心里犯糊涂了。“他嘴里不说什么，但暗暗地尽力帮助老战友。”肖霜说，“我公公的仪表非常威严，表面看挺吓人的，其实是一位心地特别善良的慈祥老人。”
“文革”结束后，肖华和夫人王新兰刚被放出来，就来看亲家。“肖华同志！”周士第兴奋地从屋里跑出来，操着海南口音向他们打招呼。
“他一手牵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请他们进屋聊天。”在庭院里，肖霜为4位老人拍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