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马上得天下”的君臣，总体上理论修养偏低，所以，汉承秦制，秦代将战时体制混入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初君臣继承下来了。我们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汉文帝的取消诽谤罪，就能发现，汉文帝、贾谊君臣，确实是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因为汉文帝的取消诽谤罪，是从征召具有治国见解的人才来朝廷，帮助皇帝制定方针大计出发的，这就在决策问题这个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点上，实践了君权制约；而取消诽谤罪，则又有利于自由议政、实行舆论监督。也可以说，汉文帝正是在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也包括舆论监督这个根本点上，以儒家思想补正了汉初君臣在政治体制方面基本上全盘照搬秦代制度的弊端。这一来，在他律问题上，汉文帝的指导思想，就较为完整了。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著名治世，都是贯彻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较好的历史时期，所以在这两个治世中，廉政举措也特别彻底和有效。
由此可见，这道取消诽谤罪的诏书与廉政的关系，虽是间接的，但其作用却又是巨大的。《汉书．文帝纪》说，汉文帝时“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这就是说，整个汉文帝当政的二十三年中，包括官僚与民众的犯罪情况在内，总共只有数百个较大的刑事案件。“刑措”，是古代的一个政治名词，意指虽有刑法，却搁置不用了。如果某个朝代连诽谤皇帝都不得治罪，那么，朝野士人、民众对各级官僚的议论，就会更加无所顾忌。这就为对官僚的舆论监督，创造了一种极为有利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廉政的促进作用，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