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文革之中功课也比较简单一些，所以说一个月的话呢，把两年的课学完，把它补齐一下还是有可能的。这一个月呢，可能是我一生最用功的这一个月。每天可能学习差不多20个小时。所以人这有的时候动力很重要，当时就是说我一定要有这个机会，要去参加高考，然后呢要去上科大，上少年班这个机会。
此时，距离高考还有七个月的时间，张亚勤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就在距离高考两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住院了，半个月后，张亚勤才出院，可是身体却依然没有完全恢复。
张亚勤：住院呢，我母亲说，你身体不好，心里也很软，说你别考了。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你如果不去尝试，不去考试，你等于是种失败，你已经是零分了。
张亚勤从小就坚强、独立，从7岁起他就经常独自坐火车来往于不同城市的不同亲戚之间。他的这份独立和自信与他的身世有关。5岁那年，张亚勤就失去了父亲。
我从小其实并没有害怕过，因为我觉得我5岁失去父亲，然后呢我自己呢，就有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但是呢，我又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更难的了。
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其他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当时的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孩子的年龄都比张亚勤的年龄大。而他们却在同一考场上解答着相同的试题。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遗憾的是，张亚勤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0分。正在张亚勤非常失落的时候，他听说，其实中科大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的招生考试。
张亚勤：当时这个少年班的招生呢，也不是十分的规范，最后呢决定，这个少年班决定我们要在全国大的城市里面有这么一个通考。这个时候其实我报名，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当时我连科目都不知道，考哪几门也不知道，我说肯定会考数学吧，我就拿了一本老的数学的一个习题集，习题集就随便看了。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参加了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张亚勤的成绩达到了少年班的录取分数线，他也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人，而且连附加题都答得滴水不漏。
张亚勤：有一道参考题，这正好是我看过的一个题。我记得特清楚叫特勒米定理的证明。如果当时做的话呢，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因为那个定理证明相当复杂。所以说为什么是参考题呢，所以我挺庆幸、很幸运。
张亚勤终于如愿以偿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他也成为1978年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当时，整个太原轰动了，张亚勤甚至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太原出了个神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张亚勤：我觉得神童本身这个名词就有一点误导，人肯定在出生的时候，IQ（智商）智力有一些不同。这个呢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多聪明，重要的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聪明，把你的潜力发挥到更大。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就是神童，或者我周围有什么神童，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尽管都挺聪明的，但是呢也都是很正常的。
1978年10月，12岁的张亚勤独自乘火车从太原到地处安徽合肥的中科大报到。而前来接站的人却非常出乎他的预料。
张亚勤：我下了火车，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去接我，到火车站接我。说你是张亚勤吧，我叫宁铂，欢迎你到科大。我说你就是宁铂啊，我说我们下盘棋吧，因为他围棋下得很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张亚勤，他说我一看就知道了，你是我们今年最小的全国最小的大学生，你的个儿最小，然后他带我去我的宿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
这当时挺有意思的，我由于年龄最小，然后就专门学校找了一个年纪最大的，也是少年班的，比我大不了几岁了。我们俩呢，作为拍档。后面我发现呢，我在管他而不是他在管我。比如说早上睡懒觉，我要叫他，按时吃饭，然后洗衣服，我要给他说。
在中科大少年班，张亚勤学习的基础比其他的学生要差一些，还是孩子的他，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亚勤：我当时可能年纪比较小，这种压力呢并没有有很多负面的作用。我说尽力吧。从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挑战，但一年之后、两三年之后呢，我的学习变得很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其实我在科大呢，也不能讲是十分十分地刻苦，我花很多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去听一些相关以及不相关的这些报告，很多这种课外的活动。所以我觉得
科大所提供的是这么一种环境一种氛围让你去学习，更重要的话呢，是给你一个再学习、或者说再学习的，培养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不仅是告诉你知识，不仅告诉你学习的一个方法，很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求知的欲望，一种学习的能力。
一种创新的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张亚勤和少年班的其他学生开始分配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