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杨勇任第5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16、第17、第18军。3月31日，中共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实施渡江战役。根据江面敌情和渡江作战的特殊性，经过深思熟虑，杨勇决定以第16军及第17军一个师为第一梯队强渡长江，第17军主力随后跟进，第18军为预备队；同时调整炮兵编制，强化炮兵火力，命兵团和各军所有炮兵集中使用，确保第一梯队渡江成功。人民解放军4月21日黄昏发起渡江作战。17时，第5兵团万船齐发
，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对岸。30分钟后，兵团第一梯队先头两个团强行登陆，抢占滩头阵地，并迅速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兄弟部队登陆。敌人苦心经营的海陆空立体防线顷刻瓦解，第5兵团当面之敌望风溃逃。杨勇率部一面分兵横扫沿江残敌，一面以主力穷追猛打，向敌纵深挺进，直扑浙赣线衢县至上饶段。至5月上旬，先后解放婺源、常山、江山、玉山、衢县、浦城、政和等城镇，俘虏溃敌5万余人。8月19日，刘邓首长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第5兵团并指挥第3兵团第10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往云南的道路。杨勇率领第5兵团由上饶出发，向湘西隐蔽开进。10月20日，部队进抵邵阳。当日，杨勇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沿湘黔公路出击，攻占贵阳；第16军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第17军作战；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作战。11月初，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11月15日攻占贵阳。随后，杨勇率兵团主力第16、第18军和第10军向川南疾进，相继解放遵义、毕节、叙永、泸州、宜宾、乐山等城市。12月19日，在峨嵋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司令官宋希濂及残部3400余人。12月26日，杨勇和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第5兵团主力，会同华北军区第18兵团、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发起成都战役。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敌第7、第15、第16、第18、第20兵团等先后起义，敌第5兵团一部被歼。
1950年新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16、第17军部队，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系主任。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军事课程，还鼓励大家拿出战场上同敌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学习上遇到的难关。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就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同以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将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逼回到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格局。敌人一会儿毫无诚意地要求停战谈判，一会儿又疯狂地发起进攻。正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斗争复杂交错的情况下，杨勇接替因病回国的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
为了迫使侵略军早日真心实意坐到停战谈判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方案。杨勇到来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紧张激烈地打响。杨勇走马上任，经过对敌情和前沿地形的了解分析，杨勇请示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对敌作战的看法和观点。经彭德怀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周密的“金城战役”作战计划，决定以杨勇率领的第20兵团为主要反击部队，60军、54军和21军隶属20兵团指挥。这样一来，20兵团加上原有的67军、68军，共有5个军的兵力。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枪弹如闪电，炮声似惊雷，我军炮火向美李军蛰伏的阵地怒吼而去，我志愿军第20兵团由5个军组成的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从天而降，如三把钢刀般直插入敌人阵营，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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