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用“为官廉洁，家境清贫”来概括杨匏安的品德并以此教育同志.他身居高位时两袖清风，身处逆境时又贫贱不移，白天当编辑校对，晚上写作译书，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
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官至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省港罢工时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权或管理大量钱财均一尘不染。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儿。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儿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杨匏安受到党组织不公正的处分后，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此时，杨匏安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他编译成的20万字的《西洋史要》，是国内第一部用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洋史著作。
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杨匏安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1930年他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也说全家都支持你。杨匏安的儿子几十年后回忆说，那一天的情景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杨匏安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这种“为官清廉，家境贫寒”的品德来教育同志们。
杨匏安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打来电话时，他把话筒摔到墙上。
牺牲前他还惦记着家中惟一的谋生工具，捎纸条嘱咐“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1931年7月，《红旗日报》工作人员胡章原因与罗绮园出现私生活纠葛被派去温州工作，开船前五分钟他借口上厕所跳上岸。同行的同志发现时，船已开行无法报警让特科红队采取措施。这个家伙赶到南京告密后，陈立夫立即布置大抓捕。此时，因顾顺章叛变事件造成打入敌特机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