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许国都城遗址，位于许昌县张潘乡古城村东南。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迁都于此，为一代帝都。现存遗址，仍依稀可见，故城城垣蜿蜒起伏，状如小丘。在遗址内先后出土有玉璧、青铜器、陶器及建筑构件等。1986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之时，许国为郑、楚等国所逼，辗转迁徙。公元前567年，许灵公迁许于叶，并卒葬于此。许国新都叶城位于今河南省叶县南15公里的旧县乡澧水之滨，2000年4月，省考古所对许灵公墓进行发掘，后掘出3套37枚陪葬编钟。
之后，许国又多次被迫迁国，在颠沛流离中寄人篱下，于公元前481年为楚所灭。许国自容城(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子孙分散，以国为氏。因此，谢钧祥、李立新认为，许姓是“出自人名国名的姓”，这种结论很有见地，所谓“出自人名”，即得姓于许由，所谓“出自国名”，即出自始于文叔的许国国名。
在登封采访的过程中，我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在许昌市召开的2005年世界许氏宗亲许昌寻根谒祖大会。来自香港、台湾等地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许氏宗亲代表团约150人，齐聚许昌寻根谒祖。我本想再到那里采访，无奈两个会同时开始，也同时结束，等我去到那里，可能又像第一次上箕山那样，只能赶上个尾巴，只得作罢。
”不肖子孙”有许衡
所谓“不肖”者，不像也。许由拒绝尧的让国，但许由的后裔中，有一位元代的大儒叫许衡，在元廷(而且是异族皇帝)召见时却“一聘而起”，可谓“不肖子孙”了。
史书记载，元代两位大儒许衡与刘因皆奉召，一个积极出仕，一个不肯出仕。有人问许衡:“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许衡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又有人问刘因为何不肯出仕，刘因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尊。”这两种态度无可厚非，甚至客观上可以互补。但许衡的“行道”看来主要只是在教化方面有效果，而刘因的“尊道”则只能确立个人的尊严，难以扭转整个世风和士风的趋移。
许衡之所以“不肖”许由，是因为二者一属儒家，一属道家(其实，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许由是不是道家还很难说，只是在庄子等人的大力宣扬下，他成了轻国重生的道家人物)。道家与儒家，实在是中国文化中两个奇怪的学派，中国儒学主张入世，正统儒家自然看不起道家，而道家又主张“遗世独立”，视儒家为无物。但有一点却很有趣:隐者大多为儒家名士，但隐士思想却来自道家，或许像庄子说的那样，“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耶？
许衡的不肖可以上溯到儒家的宗师孔子。孔子也讲退隐，他曾对学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孔子并不是为了保全性命而隐居，他反对这样的隐士，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生存，与鸟兽无异。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认为这些隐士“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见，在孔子看来，人是有责任感的，要尽自己的社会义务；否则只为自我生存，就和鸟兽没什么两样了。
另外，就个人来说，孔子也不允许一个人活在世上却无声无息，埋没草野，丝毫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他有一句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正是这种鄙视平庸的精神，激励着他们积极进取，不懈奋斗。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和人生态度，所以孔子严厉批评“无为之隐”，认为这种隐士是不可取的。他赞赏的人生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全看是否有用武之地。
他称赞宁武子道:“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天下有道，人人皆知奋发进取，施展才智；但当天下无道时，往往也还有一些人不知糊涂难得，硬要竭忠尽智，犯颜直批龙鳞，甚至不惜“尸谏”，结果可想而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这种愚忠的行为、无谓的牺牲也是孔子所不取的。子游说过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不停地去劝谏皇帝，自取其辱，祸速及身)，可谓深得老师真传。所以，孔子一再教导弟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才是明智之举。
但孔子所谓的隐，并不是像庄子那样放弃自身的社会责任，只图避害全命，而是“潜龙在渊”，养晦待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所以退隐在孔子看来，只是为了更好地出仕以“行义”达道。儒家入世讲的是“有为”，出世还得有守——“有所不为”。
由此可见，儒家的“有所不为”与道家的“无为”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消极避世，前者仍然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儒家思想始终让人上进，不允许堕落，或自暴自弃。哪怕是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时候，也要有精神上的持守，做到“君子不见是而无闷”。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吧。
所以，孔子对于“无为之隐”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这样的隐消解了人生的意义，是没有价值的；而他所谓“舍之则藏”“无道则隐”，是一种“不为之隐”。“不为”，是因为有所持守，有坚定的社会理想，是为了更好地“有为”于天下。所以他们是身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