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条”的制造者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抄家、揪斗、打砸抢，劣迹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则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在极度混乱中，许多对“文革”不满的干部群众给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还贴出了反对“文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可是，这些，在积极拥护“文革”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革”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于这一想法，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他与一些人合谋，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２）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３）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４）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５）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６）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谢富治将其报送了毛泽东、林彪，并得到批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笔者注），要求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
在“七二Ｏ事件”中
在“文革”初期全国动荡之时，人民解放军是稳定全国局势的关键力量。然而，林彪、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试图把军队搞乱。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在江青的授意下，关锋等人在《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江青、林彪先后看了这个《宣传要点》后，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就在全国刮了起来。
由“揪军内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汉反映出来。
原来，武汉的造反组织分成两大派。武汉军区支持其中的一派——“百万雄狮”，另一派便把矛头指向了军队。他们接过“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冲击武汉军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正在闹事之时，毛泽东到武汉去视察。由于毛泽东是秘密去的，武汉的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但是他们显然想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搞乱军队。当时，谢富治正在重庆。谢富治对毛泽东的保卫工作最为重视，每次毛泽东出行，他都亲自安排，甚至亲自陪同在侧，充当“大警卫员”。因此，得知毛泽东到武汉后，谢富治立即准备赴汉。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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