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晓得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对这本还未问世的小说稿的批判不只是升级，而是“跳级”！所定的罪名也越来越大，定为为“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的大毒草，被作为“创作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罪证”重新被清算，折腾得举家不安，那里还谈得上出版小说呢！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还了我和我这本小说一个清白。不过那段时间里，百废待兴，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发挥余热忙起来了，重新分担了一份工作，经常要学习、开会、看文件、研究工作，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有许多事要管，到家里来的人也多起来了，我能享有的空余时间就很少了。但我这个人积习难改，稍有闲暇还是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只不过是自己写给自己看，了不起就是在家人面前“眩耀”一下而已。记得是一九八三年吧，我看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导，说的是老红军杨毅同经济分子作斗争的事迹，深感杨毅为老红军争了光，为社会尤其是新的一代作出了表率，就以“真是个老红军”为题写了一首诗：
有这样一位老红军，
职位：县粮食局直属粮库副主任。
他嫉恶如仇，
敢于揭露顶头上司的罪行。
他鄙视罪犯的金钱利诱，
也藐视罪犯的威胁与诅咒，
有人不解地问：
“你是否有后台？”
他响亮地回答：
“后台就是党，就是人民！”
善心人为他担忧，
说快七十的人，
犯不着招惹是非。
他义无反顾，六次上访，行如其名。
终于战胜了败类，
保卫了国家财产。
人们齐声说：“真是个老红军！”
肖老调侃地说，我也知道这叫不上诗，但它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表达了我真实的思想情感，可以说是“一写为快”吧。也许是忙，也许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精神生活比教充实，也许是《浴血罗霄》还未出版就几次险些整得我家破人亡，那曾经为之耗费了不少心血的书稿被搁到一边去了。直到我退居二线，在朋友们的撺掇下，我才打定主意来整理已经放了近五十年的书稿。
书稿归书稿，书稿和小说是不能划等号的。我这个文化底子怎么能拿得出象样的小说呢？多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们派出了董保存同志作我的责任编辑。听说出版社的同志们有些顾虑，担心改动小了影响小说质量，改动大了又会伤害我的自尊心。我和董保存一见面，就非常坦诚地告诉他，文章不厌百回改，我不仅要改，而且要好好改，改不满意，决不出版，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我负责。我们反复研究，确定了一个“三三”方案，三分之一的章节作删节润色，三分之一的章节作较大的修改，三分之一的章节重写一遍。在董保存同志协助下，我每天上午看材料，作准备。中午体息一个多小时后开始写作，晚饭后稍微休息一下，再接着写下去，常常干到凌晨结束。为了补充、核实一些史实，我和董保存一起，还沿着我曾经战斗过的老区走了一遍，把所描写的历史事件逐个查对一遍，确保“求真存实”。
改稿并不比写书容易。近两年时间，董保存同志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力协助我修改书稿。用他们的话来形容，就是我在前头修改，他在后头编辑，一步跟一步。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再加上年纪老了脑袋更苯了，改着编着就争论起来了。有时我们为了一个人物的命运或一个事件的发展争论好几天。当然，争到后来还是看谁有道理就听谁的。就这样，有时一节稿子要改个五六遍，有的章节要修改十来遍，全书大改了四遍，把原来45万字的初稿，精缩到出版时的25万字，终于变成了今天这本书。
书稿付印时，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给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这本书写好了我得进医院，写不好我们都得进法院，不知道我写好了还是写坏了？”说来也巧，这话说过不几天我就病倒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书的校样出来，我是躺在病床上完成清校的。
听到这里，我接过话题，谈起了《浴血罗霄》出版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的盛况，夏衍和冯牧等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很高评价，誉为“一部难得的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一部真实的红军生活的风俗画卷。”许多报刊评论说，当今文坛上，恐怕还没有几部写了五十年的长篇小说，恐怕也没有哪部小说还没出版就两次受到批判。更没有的是开国上将亲自写小说，而且一出版就获得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连得了几个中国之最。
萧老的笑容更为灿烂，神情更为振奋，他象个老秀才般地摇头晃脑，有调有韵地朗颂了一首诗，这是当年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帮同志祝贺这本书出版时写来的贺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萧老高兴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浴血罗霄》一出版就受到肯定，还被授予第三届矛盾文学奖。实际上我心里很明白，党和人民肯定这本书，倒不完全在于其什么很高的艺术性，而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革命的一个側面，歌颂了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在颁奖那天，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即兴写了一首诗表达我的心意：
内战告终仍引弓，
业余犹喜幸雕虫，
风云雷电无宁日，
幸有中郎惜焦桐。
我借此诗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同志们。
听了萧老一席话，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位军人学者成功的真缔，也激励着我从此走上了文学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