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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发迹史:共产国际推上台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国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国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国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国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国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国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国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国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国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14]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国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国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国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国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国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国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中国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国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国中央具体说明:中国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国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国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国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国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国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国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国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l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国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国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国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国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国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国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作者: 杨奎松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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