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是个很值得一书的人物。先见“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其礼贤下士之谦，这个是很难得的。皇甫谧《高士传》云：“木，晋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造其门，干木逾墙避之。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闾而轼。其仆曰：‘君何轼？’曰：‘段干木贤者也，不趣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安得勿轼！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又请为相，不肯。后卑己固请见，与语，文侯立倦不敢息。”虽有贤者，不趣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而纵然无轼，安得何？！所以贤则贤，而能知贤贵贤，犹为贵，毕竟更是难得。文侯说“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而我谓文侯势亦贵，德亦贵，财亦在，义亦在，是个好人物！且其下“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也许这是个无所谓的小事，然而它所体现的，却是一个人的品质，是信用。与人期会，怎么能够以雨事爽之呢？！而当赵与韩均欲借魏而伐对方的时侯，魏的中立却并非单纯的中立，而是一种使人和睦者的中立，并且谓之“吾与兄弟。”互为兄弟，两不相伤，还更相亲，至于克中山而封子击事，后有臣说他非仁君，理由似乎是不该封其子，而当封其弟，封其弟则为仁君，封其子则为不仁，这也许是当时历史的局限，但虽然如此，文侯仍然为仁君，正是因为有敢于直言的人，这是文侯的胸怀，虽然有“文侯怒，任座趋出。”也是人之常情。且后面听了另一位大臣翟璜的话后，马上就招那位敢于直言的大臣回来，这个也同样是难能可贵的。书中说他：“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还有就是文侯的顺谏，并不擅专或是自以为是，这是有权势的人每每很难做到的，就是当他听到乐音“左高”，即有点儿不对的时侯，有臣却笑。文侯问笑什么呢？子方说：“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这个时侯文侯就肯定了他的话，曰“善”嘛！他的善用人，并且敢于用人，也蛮值得让人敬佩的，特别是对吴起的委用，他并非不知道吴起何许人也！正如李克所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文侯这个时侯就没有弃之，而是委用了。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中有所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由是可见其人矣！
但对于他的继任者武侯，我却感到失望，特别是听信谄言，驱逐吴起一节，更是最败之笔，虽然这当然与吴起自身的修养也不无关系。这个我们还是在讨论吴起的时侯再说吧！
武侯，也就是子击年轻时侯就与其父不一般，先见其路遇田子方行礼而子方不还礼一节，他当时是怒了，当然，这个放在正常人身上一般都会怒。但这里已经是与其父礼贤下士有很多区别了，有疑，可以购问，怒而何为呢？这也就引出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男子方的“富贵者骄人乎，亦贫贱者骄人”的观点来了。而之后子击听了田子方的话后的态度，在《通鉴》与《史记》里的说法却相反，《通鉴》里说子击“乃谢之。”而《史记》里则说“不怿而退。”怿，音yi，欢喜的意思。不怿，意为不悦，不欢愉。古文中有《史记·五帝本纪》：“﹝尧﹞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 舜让于德不怿。”裴骃集解的是：“谓辞让于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悦怿也。”不怿还有一个意思是谓病不愈。鉴于子击的人品而言，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史记》中“不怿而退”的说法。
可笑的是竟然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武侯是文侯的得力助手，根据竟然是“前408年，魏伐中山，使魏击守之。说明魏击有率军才能，并在军事方面为魏国立过功。”伐与守是两个概念，伐必有军事才能者莫能为，而守则更看重的是地位身份，其时，诸侯之地，非子即弟兄辈，是家庭式，当时是乐羊率魏兵攻下中山，而文侯将所得中山之地赏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怎么到了一些人那里反而是彰显了武侯的军事才能，更成了他老爸的得力助手了呢？！这样说来，每一个继承共父产业的儿子，无论其贤肖与否，都是其父的助手罗？！
至于武侯的分晋之业，竟被说成是什么其父未竟之业，文侯果有分晋之心吗？！当然，文侯当年曾“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但以文侯为人论之，我才不认为他有他儿子的那种 “未竟之业”呢！
文侯的用人得人，与文侯的知人善任及其虚心是分不开的。无凌人之心，无侮人之意，中国自古很讲谦逊，很讲礼贤下士的。这与《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的论述极为相近！这乃是做人的典范！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