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受诚信危机的考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有难度，抗日战争研究宣传打假同样难于上青天。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牢记抗战的眩目光环下，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也有假。况且假得堂而皇之，还能获得不吝的掌声和美誉。

许多人看过几张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学了几句"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之类鬼子话，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人这一简单数据，就习惯于口头上矫情和发誓，重复着"日本人忘记侵略"等等之类的话。那腔调仿佛世界上只有日本人才无知和健忘，那架势似乎牢记历史成为中国人的专利。

犹记得十年前，《中国青年报》进行"中国青年看世界"大型问卷调查。十多万青年对"日本侵华仍然愤慨"的占"９６.８％"，主张"牢记"的占"９８．６％"。如果让这十万青年回答有关抗战最基本的问题，正确答出的能有多少？从近年来多次出现的把"九一八"当成"就要发"开业结婚、身着日军服照相演戏，以及中央电视台娱乐知识类节目《开心辞典》在七七事变纪念日首播等诸如此类的丑陋事情上，本人并不抱有乐观的期待，毕竟甚至许多掌握抗战研究宣传权利的学者和机构也缺乏起码的严谨态度和史学良心。

山东有个调查细菌战的人做些工作，但搞不清具体死亡数字，为此征求一个索赔知名者的意见："你说死多少就是多少！" 呜呼！可以想象，以这种态度调查可信性何在？

无独有偶，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刘大年认为在中国的日军阵亡198.4万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宣传侵华日军阵亡200万，导致200万日本妇女成为寡妇。其实，日军大半没结婚，何来那么多寡妇？这些都显然严重夸大。而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说中国歼灭日军连死亡、负伤、被俘才155万。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统一口径，何以服人？即便从统计角度上讲，我军死伤数字更应该容易调查准确，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致定论。比如众所周知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阵亡人数只是笼统大概，至于歼敌数字甚至比孙悟空还变化多端。

中央电视台拍摄记录片《抗战》时信誓旦旦地宣称"第一次对抗战史料作最细致、最全面的梳理"。然而宣传网页上关于平型关歼敌数字一为"1000多人"，随后又说"3000多人"。其他抗战知识也是错字连篇，漏洞百出，谬误频频。这些最起码、最基本的常识都被搞错，不禁让人为这部记录片的质量产生怀疑和担心。我打了多次电话，对方才得以纠正。

江泽民主席在１９９５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在抗战中３５００万人伤亡。可以说，对于这一抗战伤亡最权威的数字应该不折不扣地牢记。但是十分可悲可笑的是，就连声名煌煌的吴大专家和赵大学者等许多业内人士也慷慨陈词地说"３５００万人死亡"，一张嘴就把伤者给"咬死"了，更还有人煽情为"死难4000万同胞"。

台湾抗战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岁月》甚至说"中国的死亡者达到了三千七百万人,而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百分之四十。"文中还出现 "死亡3500万"、"伤亡3000万"两个数字，让人不知所措，难以取舍。

作为受害者，我们会为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杀害30万人而气愤，不等于自己也可以信口开河！权威的宣传阵地和文艺、历史工作者都屡屡犯下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只会造成严重的误导，是对受伤者最大的不敬和侮辱，更是对自己冠冕堂皇身份的亵渎和玷污！

有人说："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在丧失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可以这样说，'国家失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 述而不作, 清谈误国。想牢记而没有牢记，只动口不动手，说的比做的多的中国人还少吗？其实，中国人就爱干这种自己没做，只是严令日本人牢记历史的事。鲁迅、巴金、柏杨都对中国人健忘、麻木、自欺，进行无情的抨击和揭露。

愚以为，哪怕普通国民牢记抗战历史，也必须对具体信息和知识大致掌握和了解，重大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必须牢记在心，出口成型，没有丝毫错误。

有人认为，不了解抗战知识也无所谓，没有用，有心情就行。其实，"心情"因为不了解抗战未必理性，未必能够驳斥日本右翼，未必能够教育别人。如果自己没记住，又如何期望别人牢记？己不正焉能正人？问题更在于，日本人牢记和中国人牢记哪个对于中国人更重要？显然是后者！

2001年12月，全国上下一片漫骂赵薇身穿日军军旗的行为。其实，如果媒体没披露出她穿的是日本军旗，批判者能识别出来吗？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最起码的抗战历史，你也可能变成赵薇！就是你！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就是不根据应考者自以为是就予录用，而是要通过具体试题来检测水平究竟如何，避免南郭式先生招摇撞骗，滥竽充数，贻误众生。

《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期周游列国传经布道的孔圣人因谬误层出，还好为人师，就遭到两个小儿之讥： "孰为汝多知乎？"

最初苏联统计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400万人。犹太学者弗朗西塞克佩帕是遇难者亲属，从1965年起，不懈地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最后研究出约110万人遇难，虽然大为减少，但真实可信，表现了充分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精神，更有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无疑值得国人学习，这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与学术理性的必须。

中国日军死亡不是200万，而是50万人左右，占日军二战总死亡的25%左右。中国抗战死亡人数不是3500万，而是2200万左右，少于苏联的2700万人。

机器精密才能生产出好产品，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和永恒的民族记忆。历史是知识的累加和应试的工具，更是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民族传承的根基。

再苦痛的受害者也没有必要靠虚构数字来彰显不幸，否则会削弱正义本身，摈弃同情，也难免再次重蹈不幸。把日军死亡数字和中国死伤数字回归虽减小但真实的数字，无损于我们的功勋，无减于我们的苦难，更能使历史记忆获得一种感伤而忧郁的美学品质，达成普遍的理性自觉，力量倍增，稳固如斯。

抗战结束60年来，中国缺乏国家级纪念成为最大的失误。

60年来，所有世界大战参加国和民族都是每年在纪念日隆重纪念，国家领导人出席，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俄罗斯、以色列甚至全国全天停止娱乐活动。韩国6月6日显忠日甚至用中国国旗为其先烈降半旗，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作为侵略国的日本更是超隆重纪念。每年8月15日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天皇、皇后、首相等6000人以上入会，首相讲话，降半旗，国民也肃立默哀。

靖国神社是日本祭祀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中死亡军人的场所，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每年不断有首相、大臣和侵华老兵前来顶礼膜拜，招魂扬幡。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除了参拜靖国神社和8月15日纪念外，8月6日和9日还专程去千里外的广岛和长崎参加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而位于北京30里外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却显得那样遥远，连当地乡长都不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规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定为九月三日，要求每年"全国人民" 纪念。值得注意的是，每隔十年才在9月3日举行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更从来没有一次"全国人民"规模的纪念。我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出席纪念活动只有一次，即1995年9月3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从没有在纪念日出席纪念活动。而在非逢"十"周年的抗战纪念日，没有国家级的纪念活动，一般只是学者活动，没有普通群众参与。这种纪念的间断和弱化不利于对国民进行持续教育和影响，巩固加深爱国主义感情。九月三日乏人知道，无疑凸显了纪念效果的差强人意。而直到现在，中国人还在争论哪一天举行纪念活动适合，更是荒唐至极。

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以色列大屠杀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都有许多国家元首参加，无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抗日战争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遗产与共同记忆，但是纪念规模仍然难以同上述国家匹配。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有所谓的"国难日"和"国耻日"。其实不然。7月7日和9月3日都被明确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战纪念日，类似于"国难日"和"国耻日",但是都缺乏相应的纪念活动。可见，如果没有纪念内容和纪念活动，再好听、再动人的名字，都没有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2004年2月，小泉纯一郎针对中国抨击他参拜靖国神社颇有深意地说："任何国家人民都会尊敬阵亡军人"。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说："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在日支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中国却只是坚决抗议永远抗议只能抗议，未免让人生叹。

日本不参拜靖国神社和中国纪念先烈，哪个更重要？！最可告慰死难者在天之灵的是我们纪念，而不是日本人不纪念侵华战犯。如果日本不参拜，而我们不纪念状况依然，只能证明是日本的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进步！

究其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终极关怀，礼不下庶人，轻视生命。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盛行，更是对抗战苦难和民族创伤不屑一顾。其实，最好莫过于以类似于西方那种特殊的举国纪念表达对这场战争的追悼。

2001年以来，有关人士一直大力呼吁，希望能够每年隆重纪念抗战，国家领导人出席，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并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连续提案。但是有关答复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地称全国性纪念主要由地方安排，不宜由国家统一规定。

有的城市在每年9月的第3个周六，即全民国防教育日鸣警报。上海、西安、重庆等许多城市都选择日本侵略当地纪念日。但是分散鸣警，日子不统一，十分混乱，产生不了强大的整体效果和声势。抗战时期，就需要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而不是某个城市或地区各自为战，另立山头。2004年九一八事变73周年，有上百个城市鸣警报，参与城市数量和规模以及隆重程度实属空前。但是指望更多城市具有全局观念，在九一八统一鸣警报确实很难。

有些人认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有求于日本，担心纪念会影响经济发展和中日关系。以上谬论都不堪辩驳。弱小的以色列、韩国面对强大的德国、日本，没有放弃对正义和民族苦难的纪念，因此也赢得敬意和尊重。而中国没有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比哪一个纪念的国家更先进发达，对外关系更顺畅？亚洲纪念最隆重的恰恰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新加坡、以色列、韩国。

日本人认为，"被打的人已经忘记了挨打，或不在乎，又怎能指望打人者还会记住打过人呢？"台湾作家龙应台说，＂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怨忿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想到国人只是单纯的希望日本学习德国，未免过于狭隘。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毕竟值得日本学习的只有一个德国，而值得中国学习的却是许多个隆重纪念的国家！经济贸易可以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抗战纪念也有必要与国际接轨。

中国为抗战做出丰功伟绩，付出重大牺牲，其中的宝贵财富、思想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借鉴。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将发表讲话，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但愿这种每隔十年一次的纪念，能够每年举行，且日子不独为9月3日。

只有面对死难者在天之灵，把我们的头颅低垂下来，深埋在胸前，承受灵魂的煎熬，锤炼民族的情感，才可以更加昂首挺胸地告诉世界：看，这就是中国！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高潮迭起，红色经典电视剧荧屏热播。从《烈火金刚》到《小兵张嘎》，从《吕梁英雄传》到《铁道游击队》，都新瓶装旧酒，乔装打扮老剧重拍，引领人们进入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接受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洗礼。

　　抗战影视一再重拍无疑反映创新能力欠缺

　　应该说，抗战题材影视剧具有形象生动、直观感人的特殊艺术效果。但是一再重拍，无疑反映了后继乏人，创新能力欠缺。更关键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的抗战小说，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军和日军形象概念化、脸谱化，叙事情节单一，难以适应当前国民素质和抗战宣传教育宗旨。这样的缺陷在重拍的剧作中并没改变，反而随着电影科技与摄影手段的提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向。

　　抗战老电影中，我军指挥员基本上由王心刚、郭振清、李默然等英俊人物扮演，浓眉大眼，英姿勃勃；日军头目一般由刘江、方化、葛存壮、陈述这些丑角扮演，面目狰狞，猥琐不堪；精神上，我方英勇机智，大义凛然，敌人愚蠢透顶，狡诈残暴。我军一阵猛打，损失无几，敌人抱头鼠窜，屁滚尿流。当代抗战作品最具神化色彩的是《烈火金刚》，八路军排长史更新只身痛击几千名日军，安全突围。

　　在特定历史时期，夸大自己，贬低敌人，可以鼓舞士气和民心。塑造英雄和鼓吹胜利也是战争文艺的功能，好莱坞大片也不能免俗???史泰龙主演的《兰博》、《第一滴血》，用电影赢得了美国惨败的越南战争。但是，好莱坞也推出过内涵深刻、渲染苦难的《辛德勒名单》等大片，这也许受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精神影响。我们却缺乏这种鸿篇巨制的史诗性悲剧作品，只是一味地在浅薄的战争喜剧之中沉浸游戏。

　　抗战不是演习，不是阅兵式，可以从容地戴着白手套，迈着正步，藐视敌人。真实的抗日战争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从战争目的上讲，日本失败，中国胜利；从战争本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上，中国未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胜利的代价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的付出，也超过了50年前中国失败的甲午战争，更是历次抗击外来侵略损失最大的战争。难怪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望着漫山遍野的尸体哭诉："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在抗战的八年里，我们发明了很多战法，譬如地雷战、地道战等，一些战法在杀伤了大量敌人的同时也造成了自己人的伤亡，我们也曾遭遇过各种惨痛的牺牲，像铁道游击队在1943年的微山湖一战，在三路敌军围攻下，大队长洪振海和六七十名战士牺牲，几乎全军覆没。

　　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我们所做出的牺牲，这恰恰证明我们的伟大与坚强；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敌人在局部的胜利，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自信与正直。

　　这血写的历史，因为死去的不是百姓，我们就没有当作屠杀而大肆宣扬；他们是没来得及抵抗或无力抵抗的军人，因此就没有载入历史，只能流传于当事者的口头传播。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难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不止一次领悟到这种历史的力量和压抑。

　　提到牺牲，是对英烈的一种尊重和缅怀，一种敢于面对牺牲的勇气与胆量。那年那夜，我乘火车途经平型关，等待已久的时刻和圣地终于到来。我俯在车窗上，把目光投向月夜笼罩下的平型关，只有黑漆漆的山峦连绵起伏，什么也看不清。真希望我深情、沉重的瞩望，给长眠在这的英烈们一份暖意，一份慰藉！我怀念你们，与胜利无关。

　　江山依旧在，鲜血已无痕。也许只有含着眼泪，才能看清荧屏后的抗战。

　　王锦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

　　王锦思

　　吉林德惠人，现居北京。

　　国家级纪念抗战发起人、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中华日本学会会员

　　电话：13341066221 电子邮件：wjinsi@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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