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大概一个星期回来看丈夫和女儿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她管教陶斯亮似乎更严格,更富有理性。如果看到女儿有一盆衣服没洗,就算半夜12点也得把她叫起来,把衣服洗了再去睡。父亲为此心疼得不得了,但又敢怒不敢言,想帮女儿一把却总被妻子制止。曾志原来有专车和司机,但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她拒绝使用公车,而是每次从家里走的时候让女儿用自行车带她去坐公共汽车。陶斯亮特别不愿意,总觉得不好意思,每次碰到同学就赶忙让母亲下去,自己一溜烟地往回骑,连母亲在后面的叫喊也不管了。时间一长,在陶斯亮的心中,总认为自己是父亲带大的,记忆中丝毫没有母亲的温存。

  曾志似乎本能地讨厌缠绵,从没有像陶铸一样拥抱、亲吻过女儿。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情感的性格。由于母亲的影响,陶斯亮从不对母亲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俩只是在默契中传达情感的信息。曾志晚年时,常常冲着电视机问陶斯亮:“亮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后,有一天陶斯亮的女儿阿妹来看姥姥,陶斯亮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题目是:“如果让你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阿妹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个坏男孩儿!陶斯亮自己说,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母女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陶铸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女儿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她学医。当时的陶斯亮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她拗不过父亲。1962年陶斯亮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陶铸对她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女儿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上海军医大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刚进校的时候,陶斯亮的发型、说话和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第一次从解剖室里出来的时候,她吓得腿直打颤,是同学搀扶着她回到寝室,但最终,她还是慢慢开始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这种严格的新生活。后来,她甚至可以胆大地提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以后又年年被评为五好标兵,毕业前夕还入了党。
 

  二

  指点江山,有无数雄英俊杰。 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 螳臂挡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 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 
 
 
  
 
 
茂,豪气千叠。 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陶铸《满江红·赠斯亮》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远在上海等待分配的陶斯亮根本无法预知,她和她的家庭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此时,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中央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自己的对手邓小平,但她很快就发现陶铸与她根本不合拍,甚至没多久两人之间就爆发了直接冲突。于是,在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四人帮”对陶铸下手了。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新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1967年1月4日晚上,大概两三点的样子,同学把睡梦中的陶斯亮叫起来,给她看了一个油印的传单,上头写的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第二天,一切都变了,陶斯亮感觉自己一下子从象牙塔掉到尘埃里了。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还打上×。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一下子形同陌路,恨不得都躲着走。陶斯亮孤单、无助,觉得无所适从,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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