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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国父与黄克强先生革命之追忆

 黄克强先生为同盟会时代的革命领袖人物,在辛亥以前,协助国父领导革命,载诸史册,厥功甚伟!他生于公元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0月25日,小国父八岁,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10月31日,年仅四十又二。

  溯自辛亥以前,国父于伦敦脱险后,东返日本,筹革命,命史坚如联络长江会党,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郑士良则于香港设机关以为招待,因而有长江及两广、福建会党合并于兴中会之事。时黄先生肄业于两湖书院,年方二十五岁,因长沙志士毕永年介绍,同赴日本会晤国父。回湘后,即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旋由鄂督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学务,研究中外大势,革命思想更为坚定。其所译著之文字,均以民族、民权为依归。

  1903年5月,黄先生回国,先与张继(溥泉)、周震麟(道腴)诸先生商讨进行革命方略,筹款购械,准备行动,复创华兴会于长沙,黄先生被举为会长,决采先据一省而由各省纷起应援的策略:一面嘱同志之与省内外各界有关系者,分途运动,以谋策应;一面另组同仇会,专与洪江会等下层组织接洽,并仿日本军制编组革命军旅,与马福益等共谋起事,为湖南革命势力培植基础。后因国父游欧美抵日,经日友宫崎寅藏居间调协,黄先生与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同志毅然放弃华兴会之组织,而与兴中会合并,共组“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号召,集合全国力量,共同为创立中华民国而奋斗。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先生更积极负起革命责任,由日潜返国内视察南北各地情形,多方策划布置,谋在两广先举义旗,各省从而响应。1907年,国父与克强先生亲率健儿攻占镇南关,卒因众寡悬殊,未能久据。其后国父因声名太大,不仅国内不能立足,即在日本、南洋各地,与中国接近地区,亦不能自由居住,无法亲为领导。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黄、胡(汉民)二先生主持,自己专任国外筹款,以济革命之需。故自钦廉等役,以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都由黄先生负责领导,出生入死,躬任其锋,而革命计划则随时函告国父,悉依决定进行。在广州起义之前,黄先生已派居正(觉生)、谭人凤先生分往两湖运动新军,与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秘密策动,以谋响应。及广州失败,两湖同志更积极进取,决在武昌起义。10月10日事变发生之后,黎元洪临时被推为都督,及28日,黄先生与来教仁等方由沪抵武汉,被举为革命军总司令,士气为之一振。其时湖北黄州、宜昌及长沙、九江、太原、云南等先后光复,革命势力日渐扩张。清军围攻武汉,黄先生以寡敌众,坚持达一月之久。迨汉阳失守,而南京业已光复,各省相继响应,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中华民国便告成立。

  黄先生为人豪侠尚义,智勇兼备,具湘人苦干实干的精神。胡汉民先生与之共事甚久,谓其“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见1910年4月5日黄兴《上国父述革命计划书》,胡汉民跋。]当辛亥广州失败及汉阳撤守之前,黄先生自觉未达成任务,愧对死难先烈,两度欲投水自尽,以谢国人,均所劝阻,其明耻负责,慷慨轻生,有如此者。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集会于上海,议定临时政府组织,拟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指挥援鄂及北伐各军。黄先生一再推让黎氏,而以北伐自任;及知国父不日将由美抵沪,即请代表废除元帅名义,举国父为大总统,绝无争权夺利的思想。黄先生自谓:“一般士大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①民国五年一月四日黄兴《复彭丕听书》。]言行一致,不让圣贤!

  宋案发生后,黄先生与国父虽因讨袁步骤缓急,政见略有不同,其视袁氏为国贼,深罪致讨,剑及履及,则无闲言。其后讨袁失败,亡命赴日,国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份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不能服从党魁的命令所致,故主张成立中华革命党,宣誓服从总理,并按指模以矢忠诚。黄先生虽不赞同,而于国父并无异志。刘揆一先生述其事有云:“孙总理欲恢复民国以前革命党之面目,乃组织中华革命党,即固有国民党员,亦加以严格之入党手续。公(按:指黄先生——科)意袁派势力日加扩张,吾党似不必过事取缔,而收容各派,以为奖励与发展之计,故未立即赞同,孙总理于是以中华革命党协理一职虚以待公,而觊觎此职者乃日相离间。适欧战发生,……忽有”欧事研究会“之组织,故谗间孙、黄二公者,更以显分党派相诋(女其)公向孙总理表明心迹(罩振、白逾桓后亦主张解散研究会),遂于民国三年二月,往游美洲,随行者李书城、石陶钧、唐月池、徐申甫四人。孙总理先为电告美洲同志,舟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记者曹亚伯、黄伯耀等偕美国移民局员上船招待,中外人士鹄立埠头欢迎者万余人。”[*②刘揆一著:《黄兴传记》。]居旧金山数月,屡对华侨宣传讨袁复国大义,并与当时驻美总支部长林森(子超)先生约访问加州北部各地侨胞,每有演讲,多由科代用粤语传译,同游半月,至第一次欧战爆发乃止。莫纪彭先生在黄夫人处,曾见国父与黄先生往来书信数通,为“两人亲笔,往复陈论中华革命党党章服从领袖一义也。先总理有中华革命党自办两年,假如无成绩可言,交付克强先生接办等语。……想见先总理之伟大,圣哲相逢,不私其党。……至于两书中叮咛相慰之语,亦人生多情哉。”[①民国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黄兴《致夫人徐宗汉书》,莫纪彭跋。]其后,蔡松坡先生在云南起义讨袁,国内同志多电促黄先生归国,协助指挥,黄于覆彭丕听函中,自述其留美意义,有“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诸语[②民国五年一月四日黄兴《复彭丕听书》。].于此可见黄先生当时去美国,既先商得国父同意,而留美亦有其革命任务。他在美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谈话,内容还是宣传三民主义,与国父的主张并不相违。

  当然蔡松坡先生起义时,张继、李根源诸先生欲向外国富商借款二百万元,以助军饷,富商敬仰黄先生,必其签名而后借。张继向黄先生电商,而黄先生则转陈国父,嘱张孝准代为签名;并电促李烈钧、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其于国父仍是奉商承教的。民国五年六月,黄先生应蔡松坡之请回国,与国父在上海相见,误会完全冰释。周震麟先生述其经过如次:“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送电请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1916年10月31日斋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

  由此可见孙、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革命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见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议固不能有所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间,更难施其狡伎。我们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认识。“[①周震麟撰《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黄先生逝世后,国父于致革命党各支分部同志讣函中,除先述其病状及逝世情形外,末谓:”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②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国父《悼伤黄兴逝世致各支分部同志函》。]亦可见其沉痛!

  综上所述,足见论者谓国父与黄先生凶终隙末之语为不可信。古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着黄先生之与国父,庶几合于君子。

  黄先生逝世后七日,蔡松坡先生亦病逝,迄今亦五十周年。二人皆湘中豪杰,同有功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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