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贾宜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宜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飘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二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飘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阅读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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