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接见了与会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朱德总司令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在组建公安部的同时，罗瑞卿已开始着手组建新中国的公安部队（不设宪兵、警备队）。率先成立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在建国初期社会治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保障了党中央和北平市的安全。    

    按照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委，吴烈、熊伯涛为正副参谋长。至1951年10月，组成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23个团，共18万余人。此后，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都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总定额近54万人，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公安部队在罗瑞卿领导的十年间，协同有关方面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340起；建国初期配合国防军剿匪220万人，50年代末基本肃清国内残匪；捕歼、击沉、击伤和缴获敌船58艘，击落、击伤敌机4架。公安部队还赴朝鲜执行了抗美援朝作战中的后方警卫任务，包括维持战地和后方治安、看押俘虏和警卫板门店谈判等。    

    1953年7月16日，当时的国民党凑集了1.2万余人的军队，配备飞机、舰艇、坦克，由敌十九军军长指挥，从金门出动，一个伞兵大队由台湾新竹出发配合，向边防公安部队八○团守备的福建东山岛进犯，扬言要以此揭开“反攻大陆”的序幕。八○团进行了英勇激烈的阻击，激战两昼夜，坚守主阵地，直到国防军援兵到达，敌军遭重创，残部狼狈逃窜。毛主席对此做出高度评价，指出：“此次反击战，打破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美帝国主义也挨了当头一棒。”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罗瑞卿在公安部会议上讲话。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继续为非作歹，青楼妓院、烟馆赌场等依然存在，对新生的共和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罗瑞卿一上任，即着手清扫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首先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罗瑞卿说，“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罗瑞卿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缉捕盗匪5477名，盗匪案件急剧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消灭。    

    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或混迹三轮车队，强拉旅客敲诈，结伙行窃旅客货物；或解放前为外国人“拉皮条”，解放后仍诱迫妇女卖淫、勒索暗娼。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北京处决东郊大流氓孙起后，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这一下可晴了天了。”上海处决罪孽深重、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码头春宝”、“江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