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宣帝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后来，又继续实行自汉武帝以来，派刺史考察郡国守相的制度。
每年年终，郡国上计吏都要带计薄赴京。宣帝针对武帝后期以来上计不实，计薄形如虚文的情况给予严格纠正，令相关官员核查计薄。对真伪相乱者，严加处罚。根据考核结果，宣帝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政绩突出而受到奖励的官员很多，如杜延年、黄霸、朱邑、召信臣等人，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相反，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则毫不手软，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宣帝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的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宣帝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宣帝时有不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
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宣帝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足以供给京师所用，可以减省关东多一半的漕卒。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省。
为了减轻农民转漕和徭役不息之苦，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宣帝还有计划地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地节、元康年间（前69年—前61年），赵冲国击破先零羌，乃罢骑兵，留步兵屯田，这样就可以满足击羌“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之需。
抚恤流民，抑制兼并
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朝统治者无一例外的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覆舟”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继承大统的昭、宣两朝皇帝，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派官员救济，或借给粮食和粮种，甚至在元凤三年（前78年），又将荥阳的中牟苑分给贫民耕种。
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71年）十月，诏令：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
在抚恤贫民的同时，宣帝还极力制止土地兼并：一是迁豪。汉代允许自由买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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