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通过天门口想象历史的走向，它使我们想到李劼人的《大波》和《死水微澜》。历史往往有它不可思议之处。《圣天门口》同样是要探讨对20世纪历史的认识。从家庭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从敌人到朋友，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的发展也是现代国家兴起和建立的过程。《圣天门口》用超越性的眼光、通过历史生活的生动描写完成了这个过程，在天门口的绝望之处正是新的时代、新的民族诞生之处。天门口预示了历史的新的开始，这就是和平建设和和平崛起的一个新的时代。
开创了历史书写的第三个阶段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2004年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些奇特的地方，比如写《狼图腾》《藏獒》，现在又出了写一个村庄的《圣天门口》，但它写的是一条“龙”。《圣天门口》有几个特点，一是这部作品的小说性很强烈，避开当下写历史需要沉淀，不然就写成了问题小说。刘醒龙是有充分的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的，他能够在历史之中从容地把握历史，通过一个小村庄写了大历史。二是小说的构思和行文是非常严密的，看不出明显的历史阶段，历史不是夸大地无限进入，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通过细节悄然进入文本、进入人物的命运、进入小村庄的变迁的。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是一部有多种蕴涵的作品。90年代以来，文学一直在寻找精神力量。在怀疑、拒绝、颠覆之外，一批作品转向了宗教。《圣天门口》让我想起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写出了新的东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一条线索出现得晚了些，但丰富了这部作品，增加了新的思想线索。
汪政（江苏省文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多卷本作品的。我认为《圣天门口》开创了历史书写的第三个阶段，与传统的历史叙事相比，新历史主义是第二个阶段。但新历史主义没有对认识历史提供新的东西。新历史主义只是对历史进行消解，在对历史重新编码后新历史主义并没有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花腔》是这方面的代表。刘醒龙是有勇气的，他不是停留在编码上，而是通过繁复的人物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中的家族、个人到历史动机、历史理想与选择等回答了历史是什么。这就是超越。
胡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关于历史有一种写法，就是你都能读明白，但不知道作者要写什么。这种写法很安全，但读者不会满意。但如果要对所写的加以判断就要冒风险，这需要勇气。刘醒龙是有勇气的，这样写作让人肯定和敬畏。他有自己的信念和判断，他从不回避历史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能够直面社会与人生。刘醒龙通过几个家族的男人女人在历史变化中的恩怨情仇把历史的、生活的、政治的等等都表现出来，概括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且由于他把握得比较稳，所以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永恒。
牛玉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写长篇小说是要气力的，之所以有半部长篇的说法，正是因为有的长篇气力不够，《圣天门口》读到最后一页给人的感觉是气力贯底的。作家不仅有气力、耐力，同样也有胆识和智慧。我认为这部作品是三部分的有机结合，即历史、寓言和说书。把这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挑战，如何实现作家的梦想是一个精神建设问题，它不仅是作家刘醒龙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文化界的重任。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长篇小说惯常的认识是“市民社会的史诗”，20世纪最好的小说都是家族小说，那么醒龙写的是什么？我认为《圣天门口》写的是乡绅文化，不是农耕文化。市民社会在中国没有形成，在西方也已经碎片化，因此，中国家族颓败是因为乡绅文化不能应对外来文化，当它不能应对时，天门口的那些悲剧就会发生。《圣天门口》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家族颓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