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及的，还有作品下卷中提出的“后巴黎公社”的命题。前面说到，尘世的危局只能靠尘世的力量加以破解，革命所召唤出来的“恶之花”，只能靠革命自身的反省加以救赎。如果说，在现实中，杭九枫们的生命活力，加之雪家的慈爱情怀，喻示了作家的期待，那么，“后巴黎公社”的命题，就代表了历史理性的一种自觉。从那个年轻的红卫兵洪红鸿到无师自通的雪荭，他们所背诵的巴黎公社公告，以及梁启超提出来的，用最善良的市民充当革命战士的思考，在我们曾经习惯于描述的“历史的车轮”已经轰轰隆隆地转向21世纪之际，对当代中国乍然产生了新的启示性，超越了那些曾经非常单纯非常幼稚的红卫兵，也超越了当年的公社战士和维新志士的本意的新的启示性。而且，这一命题，与杭九枫们的现实选择并不重合，却形成一种新的复调，新的两难，无论如何，杭九枫是无法被称作“最善良之市民”的，虽然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英勇无畏的战士。
“后巴黎公社”的命题，恐怕比简单地认同和归附基督教的天国，更具有当下的迫切性和历史的深远性。尽管说，这一命题的蕴含，还有待于更深刻的发掘，在《圣天门口》中，它不仅表现出刘醒龙非常富有穿透力的思考，也充实了作品的鸿篇巨制的气象。在常见的长篇小说写作的通病中，我们常常会觉察的就是，作品的长度与作品的蕴含的不协调不和谐。许多长篇作品，在动笔之初，心雄万夫，气冲牛斗，可惜，作家在“养气”的问题上缺少足够的准备，只是想到一个好的开头，就匆匆动笔，果真相信“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或者生怕被他人窃取自己的构思而先下手为强，或者在市场化时代急功近利的促迫下萝卜快了不洗泥，用几十万字上百万字打造出一篇“急就章”，而缺少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长期的思考和积累中涵养出的浩然之气。这样的作品，就象古人所言，靡不有初，鲜克其终。读到后来，就会感觉到作家的笔力越来越弱，每况愈下，让人怀疑其创作的底蕴是否足够深厚。正是在这一点上，迟至作品的下卷才出现的“后巴黎公社”命题，使《圣天门口》有足够的可圈可点之处。一部长达百万字的作品，单单靠情节的繁复、人物的众多和年代的长久，都是远远不够的。思想的宏大，视野的开阔，才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说起来，在《圣天门口》中所引入的基督教和泛爱的色彩，给作品所表现的血腥和动荡的年代增添了许多形而上的神学色彩，有将人引向超出人世的可疑性，“后巴黎公社”却是执著于人间，执著于此在，并且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纵深，充实了作品的底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