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一直是广大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近一年来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查明了我党历史上这一最大冤案的事实真相。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据此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认为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那么，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那个“顾问”等一伙究竟是怎样把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

　　记者为此访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有关的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和二十年代的许多报刊文章。确凿的事实说明，林彪、江青等一伙给刘少奇同志罗织的种种“罪状”，完全是他们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下，用虚构材料、伪造证据、进行逼供，以及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等恶劣手段凭空制造出来的，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林彪、江青等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主要是就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的情况，指控他“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为此，就需要逐年来弄清这期间的历史事实。

　　本篇介绍的是一九二五年的情况。原《审查报告》就是从这一年的“五卅”运动后开始罗织刘少奇同志的“罪状”的。他们说，刘少奇同志当时“畏惧斗争”，“借口养‘帛，躲开上海总工会”，“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为诬蔑刘少奇同志以后“叛变”设下伏笔。

　　历史的事实如何呢？当时的许多文献资料记载的，却是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同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一起，领导上海二十万工人和广大市民同英、日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的刘少奇同志，年仅二十七岁。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后，他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参加领导了上海全市轰轰烈烈的反帝总罢工、罢市、罢课斗争。这就是有名的“五卅”运动。它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浪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并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林彪、江青等一伙说刘少奇同志“畏惧斗争”等等，完全违反这段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上海去长沙的？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可以得到回答。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上的一条消息说：“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夜（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劳（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日昨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上海总工会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被军阀封闭的。这段记载说明，刘少奇同志在当时身患重病，又遭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是“畏惧斗争”、“躲开”，而是抱病日夜工作，比过去更加积极。仅这一篇报道，就足以戳穿林彪、江青等一伙的谎言。

　　从档案中发现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上刊登的一份情报，不但从侧面证实了刘少奇同志的健康情况和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还证明所谓“私自潜逃”，完全是蓄意诬蔑。这份情报说：“昨晚六时约七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新华社编者注：刘华同志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已牺牲）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三十一弄三十二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

　　足以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还有许多。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后，长沙《大公报》于第二天发表的他回湖南养病及被捕经过的消息说：“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因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玻”“闻刘系宁乡人，曾肆（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此外，省港罢工委员会于广州出版的刊物《工人之路特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八二期上，发表的一条消息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不知如何赵恒惕忽派人加以拘捕。

　　现上海办事处已来电乞救，中华全国总工会经电赵恒惕即行回复刘君自由。原电如下：长沙赵省长鉴，敝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此次回湘养疴，闻被贵处误加拘捕，乞即查明释放。”这些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确凿材料，在图书馆或档案中都可以找到。而林彪、江青等一伙却硬是一手遮天，把这些材料扣压起来，对刘少奇同志恣意诬陷。

　　原《审查报告》指控说，刘少奇同志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后，赵恒惕亲批“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同赵恒惕“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的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刘少奇同志的第一顶“叛徒”帽子，就是这样被戴上去的。

　　事实是，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同志。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就达四十多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一七期报道，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致电赵恒惕说：“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七期报道，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全港罢工委员会曾发表通电说：“愤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热忱，四出运动罢工，……借以唤醒国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月，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疴，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人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同志之自由为目的。

　　”（⑴⑷）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中国学生》第十八期报道，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刘少奇同志被捕事，“曾与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联合会集各团体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一，发出救援刘少奇君之呼吁书，二，联合各团体向政府保释刘少奇”。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三七期发表的《刘少奇被释放抵粤》的消息也证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于）元月十六释放刘君。”

　　刘少奇同志的前妻何宝珍烈士，当时也托请亲友、同乡营救刘少奇同志，其中包括当时任长沙禁烟局长的洪赓扬以及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人。据洪赓扬的妻子袁素和洪的轿夫、当时在场的周维宾证明，洪疏通了赵恒惕手下的宁乡籍师长叶开鑫、贺耀祖和他一道出面，以同乡身份保释刘少奇同志。周维宾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的谈话说：“洪赓扬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宁乡人，是同学，学问又好。”稍微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被捕人员，是我党一种极普通的做法。原《审查报告》为罗织罪名，竟把这些人说成是刘少奇同志的“后台”。

　　诬蔑刘少奇同志“投降”、“背叛”又有什么根据呢？原《审查报告》的《附件》对此唯一能拿出来的“证明”，是当时湖南省长署的会计、恶霸罪犯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这段笔供说，赵恒惕在洪赓扬、叶开鑫等保释刘少奇同志的保禀上批“交保开释”时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可以看到，这段话正好证明刘少奇同志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接受“活命的条件”和“投降”、“背叛”的事实。至于在出狱的时候送一部“四书”，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四六期在报道中谈到这件事时，就讽刺这是赵恒惕“最滑稽”的事情。

　　原《审查报告》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报道，“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的新河等处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事端而发布的。至于黄静源烈士，据长沙《大公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报道，他是那年十月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赵恒惕的宿敌军阀吴佩孚的部下、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了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的黎泽泰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本人的口供中根本没有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因而所谓赵恒惕亲批“斩决”一说，不能成立。

　　原《审查报告》及《附件》，对刘少奇同志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指控，即解放后刘少奇同志“授意”处决“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重要证人杨剑雄，以“杀人灭口”。

　　杨剑雄是个在历史上有血债的恶霸地主。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外地，于一九五二年被捕归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他的罪恶事实，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他死刑。同年一月二十四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判处。审讯过程中，杨剑雄自称当年曾参加过营救刘少奇同志的活动。当时宁乡县的公安局长、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副审判长霍建国同志，为慎重起见，于一月二十六日写信给刘少奇同志，请他核对有关杨参加营救一事是否属实，要求刘少奇同志“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一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同志复电霍建国同志，指出与杨仅为小学同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杨所称参加营救并无其事，杨犯罪恶仍应按判决处理。这一过程证明，刘少奇同志事先对逮捕和判处杨剑雄毫不知情，对杨剑雄一案没有丝毫干预。更何况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其事，本来就不存在他为害怕“暴露罪行”而要“杀人灭口”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出狱后，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到达广州，省港各工会纷纷派代表前往慰问。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举行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欢迎刘少奇同志。据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四九期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在会上发表欢迎演说，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同志为工人阶级进行的英勇斗争。他指出，刘少奇同志“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及大会闭幕后，他回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同志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最利害，工人组织，因之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刘同志能将幼稚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的。但都因此种（原因）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经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

　　邓中夏同志在会上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缺一字）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我们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和领袖之一邓中夏同志的这一段话，就是对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的历史结论。这是林彪、江青等一伙的谎言所抹煞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