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度。他说：“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则国本其庶可定。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也。”（《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革命党人也察觉到，从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权到实行民主共和制度须有一过渡阶段，所以孙中山设想出经军法、约法再到立宪的三步方案。但梁启超认为，这只是革命党人主观的一厢情愿。一旦暴力革命起来，世势绝非一二领袖分子所能控制自如。

两派并无本质上的对立，争论的是方法、途径何者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革命派认为，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之后，必能建立起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派则断然否认有此可能。革命派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容易，把民主制度看成是可以任意移植、任意搬用的东西。他们认为民主既然是最好的一种社会制度，岂有舍而不用反求其次的呢？孙中山比喻说，我们要修铁路、造机车，一定是采取最先进的，不应该从火车刚发明的时候的样式做起。君主立宪派否认暴力革命之后可以直接建立起民主制度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强调必须使国民达到接近于西方国家的程度才可以着手建立民主制度，就有些教条主义了。在客观上，两派都没有找到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力量。革命党人依靠的是海外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内会党等下层群众，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构建新制度的中坚力量。梁启超虽然与国内资产者阶层有所接触，但他仍痛感中国的“中间社会”尚未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一派耽于幻想，一派陷入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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