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段痛苦的折磨，李立三的心境平静下来，人总是要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的。
了解了李立三的几次婚姻情况之后，并没有影响丽扎对他的感情。她只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最后会撇下她一个人。但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李立三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作出了抉择，他要锲而不舍地追求丽扎。他那一往情深的追求，势不可当，于是，丽扎答应尽早地嫁给他。
1935年十月革命节，李立三邀请丽扎到联盟饭店参加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的节日聚会。这个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各种文字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政治书籍，李立三领导中文部的工作，并直接参加翻译和编辑。大厅里，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氛。在共产国际所属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排长长的桌旁，开始会餐。丽扎是参加会餐的唯一的苏联人。大家知道她是李立三请来的客人时，都悄悄地打量着她。丽扎心里有些羞怯，但同志们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亲切的话语，使她感到温暖。李立三主持当天的晚会。坐在主宾席上的他，情绪高昂，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祝酒。在座的中国同志也纷纷站起身，热情地和他碰杯，同时，又借机悄悄地瞄丽扎一眼。虽然是友善的目光，但处在众目睽睽下的她，实在觉得拘谨。她明白，李立三这次请她来，是要她给大家“亮相”的。当时她虽不懂汉语，但她从内心里感到，李立三是这个集体的灵魂。他的智慧、口才和组织才能深深地吸引着周围人，更使丽扎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餐后当她向他表示后，他却向她明确表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组织的调动，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让丽扎严肃考虑。李立三如此坦诚直率，更加深深地感动了她。
接着，李立三又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子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目空一切，开口就是一派官腔，使人感到不舒服。丽扎注意到他和李立三讲话相当冷淡，李立三也同他保持距离。为什么还要带她见他呢？后来她才明白，李立三要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丽扎要与李立三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立三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在家里，丽扎的婚事没有引起什么异议。她幼年丧父，14岁开始半工半读，16岁正式工作，早已是完全自立的人了。哥哥、嫂子根本不干涉她的自主权。母亲一手把她养大，是她最亲的亲人，十分理解她。李立三对母亲很敬重，她也很喜欢李立三。但当李立三正式表示要同丽扎结婚时，妈妈慌了手脚说：“李明，你可知道，我的女儿一点嫁妆也没有！”李立三笑着说：“没有更好！我也没有什么财产，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几天之后，丽扎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
“柳克斯”招待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上，十月革命前是个酒店，上世纪20年代改为共产国际招待所，仍保留客房形式，但进住的已不是富商大贾，而是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如德国的皮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大部分也住在这里。李立三有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两张窄床、一个小圆桌和一个小沙发。只有洗脸池，没有浴缸。厕所、淋浴、厨房都是公用的。这与王明所占用的豪华房间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洞房”。
婚礼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既没有伴娘，也没有牧师的赞美诗，只是十几位来宾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祝福。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她的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中国同志，为丽扎和李立三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房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西餐出自丽扎之手，中餐则是李立三的杰作。在场的俄国人都是第一次吃中餐，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丽扎也是第一次吃中餐，尽管还不习惯，但她知道，嫁给了中国人将来免不了要吃中餐，她从心里惊叹李立三的烹调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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