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进行的分类。而孔子所说“无类”,我认为,应指向上述的两方面。因为,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中,仁爱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传统氏族宗法关系的狭隘圈子,“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而孔子也一度欲居“九夷”(《论语·子罕》),又,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其中之“朋”首先是指“弟子”而言,“自远方来”,表明孔子的学生来源是超地域和超民族的,根据《史记》所记孔子弟子的国籍,就有鲁、卫、齐、陈、晋、宋、蔡、楚、秦、吴、燕等,几乎遍及当时所有诸侯国家。这些都说明孔子已把仁爱的对象扩展至了华夏以外的各氏族,想把华夏先进的文化推广到其他氏族之中,故“有教无类”主张具有全民教育主义的思想。

当然,从孔子仁学的主要意蕴来说,“有教无类”主要是针对教育的阶级差异性而言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的受教育权利实际上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贵贱)和经济地位(贫富),孔子认为,对于百姓而言,首要的问题是让其“富之”,即解决其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然后“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说:“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卫灵公》)“束 ”,十条肉干,可见孔子收徒的学费是十分低廉的,这使得孔子的学生成份构成主要以贫贱子弟居多。根据考证,孔子的学生中,除了极个别的学生如南宫敬叔、司马牛等之外,其余大多数皆出身贫寒,如子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 豚,陵暴孔子。”像个地鄙流氓;如原宪,《史记·游侠列传》说他“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再如子张,根据《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乃“鲁之鄙家也”,同样出身贫贱;特别是颜回,据《论语》所载,居陋巷,箪食瓢饮,死后连下葬需用的椁都得靠同学们赞助,是孔子学生中最为贫困者。根据《荀子·法行》所记,孔子这种收徒不分贵贱贫富的态度,曾引起南郭惠子的疑问,他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这些都反映出孔子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贯彻着“有教无类”的原则。

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也是孔子“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的反映。孔子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老百姓,这亦如他把仁爱的对象扩展至所有的人,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作为存在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着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都有着不同于动物且优于动物的潜能与可能性,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现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与可能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即先天具有的一种潜能与可能性,而“习”则是这种潜能的后天发挥与实现。而人,无论贵贱高低,在先天的潜能即“性”方面是大致接近的,但由于后天的努力不同,所以潜能的实现程度及表现形式就会有差异,甚至相差很远。而人的这种潜能或人性,在孔子看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德性,一是知性。关于前者,孔子虽未如孟子那样明确地指认人性本善,但他涵许了这种可能性,此点在前文中已经论述,此不复述。关于后者,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生而知之”是否存在,这在今天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要否认这一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但是他并不强调生而知之,他说:“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由夫子自道可知,学而知之,不仅是他自己,而且是大多数人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所谓生而知之,在夫子眼中,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预设,或为一种“悬格”,即既然人的智力有高下之分,则就应该在逻辑上承认一种最高的智力形态存在,这就是生而知之,至于这种智力形态是否为现实的存在,孔子对此基本上不予讨论。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习相远”论,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人所受的教育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教育作为一种权利恰恰不是天生即有的,而是需要争取的,所以,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就是为下层平民争取教育权利的一种主张。孔子意识到,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教育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支撑的,而下层民众恰恰在这方面存在着不足,所以,孔子一方面主张国家要把“富民”政策作为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主张教师在收取学费上尽可能地低收费,甚至免费。关于孔子收取“束 ”为学费之事,我认为,不应该看作是对平民接受教育的一种财产限制,因为,孔子办学从主观上讲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推行教化;从事实来看,孔子的教育经费也主要不是来自“束 ”的收入,而是靠自己从各诸侯国中得到的礼遇性捐赠以及学生们的自食其力。实际上,“束 ”在当时只是算一种“礼物”(非实物学费),是学生见先生的见面礼,即使穷如颜氏父子,也仍可承受起这一负担,足见孔子的办学形式是与其“有教无类”主张相一致的。

此外,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有着“教”的宗派限制,即非志于“同道”者,不能入孔子之门[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第193页]。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孔子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述而》),只是指一种政见上的志同道合而言,而并不意味着是对教育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因为道不同而被孔子拒绝在学校之门外的话,则恰恰与儒家所追求的教化目标是相矛盾的。再者从事实来看,根据《论语·述而》所载:孔子曾到一个名叫“互乡”的地方,而此地之人“难与言”即很难和他们说话,但孔子还是收受该乡的童子为徒,对此,孔子的门人很不理解。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可见,在孔子看来,任何人都有其可称之处,都有着向善的可能性,不能苛人太甚,此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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