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为了把学校办好,他还不辞辛苦,串门走户,动员穷人家孩子去上学。

  但是,金善宝的美丽幻想很快地就破灭了。蒋介石凶相毕露,对革命者实行了疯狂的镇压和屠杀,一手绞杀了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古城南京腥风血雨,巍巍钟山,乌云笼罩,滔滔扬子江,呜咽东流。在这白色恐怖中,金善宝感到心底渺茫。恢恢大地,何处才是光明?

  1929年9月,金善宝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先后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和康乃尔大学就读。在这花花世界的金元帝国里,他深深感到贫弱的中华民族受洋人歧视和凌辱的痛苦。在一次聚餐会上,有人公然喊道:“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金善宝听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当即还击道:“先生,中国太远了,还是拿到芝加哥公园里去吧!那里有的是失业流浪者。”挑衅者怏怏而去。在这窒息的气氛中,金善宝感到无法在美国再继续学习下去,终于在 1931年秋天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了祖国,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工作。

  第二年,他满怀希望地把从美国棉麦借款里得到的部分美国麦种,播种在试验田里,期望能从中选出一些适合我国栽培的小麦品种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收获时,这100多亩麦子,全成了一包包黑粉,麦种严重感染了腥黑穗病。经过调查,原来是美国有关当局故意不让中国直接利用这批种子,预先在种子里拌上了腥黑穗病菌。金善宝认识到,中华要崛起,决不能靠洋人,只有靠有志的中华儿女。他愤怒地点燃熊熊烈火,把这100多亩病麦子烧得干干净净。熊熊大火炙烤着神州大地,照彻了紫金山,映红了扬子江,同时也烧掉了金善宝心底的幻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起芦沟桥事变,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金善宝随中央大学搬到四川重庆。

  在茫茫黑夜中,《新华日报》像一盏闪亮的明灯,点燃了金善宝心底的希望之火。通过 《新华日报》,金善宝听到了抗日前线勇士们的喊杀声,看到了延安革命的曙光。中国要强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

  一天,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央大学。消息传开,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涌向学生餐厅,周恩来同志整整演讲了3个多小时,会场情绪热烈,掌声雷鸣。金善宝在拥挤的人群中,认真地倾听着,时而频频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周恩来同志精辟的演讲,给金善宝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有一次,中央大学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为名,掀起为抗日将士

  “献金”活动。校长罗家伦装样子先献30元。金善宝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企业打着抗战的幌子,肥他们自己的腰包。金善宝分文不献,毅然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哨,手拄拐仗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慷慨献金100元。金善宝对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的身上!

  金善宝向往延安。正当他加紧办理去延安的手续时,同行的助教李崇诚不幸因病去世,结果计划未能实现,他一直感到这是终生的遗憾。林伯渠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安慰和鼓励金善宝说:“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斗争啊!”后来,他听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把自己多年来搜集、整理和鉴定出来的10多斤小麦种子,一包一包地包好,亲手交给了《新华日报》编辑部,转送延安。有一天,邓颖超同志告诉金善宝:延安已经收到了你的种子。他听了,可高兴啦,那颗激动的心,犹如涛涛的嘉陵江水,载着满江春色,浩浩荡荡奔向远方……

  最使金善宝难忘的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在紧张的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的公馆接见了他和几位知名教授,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金善宝心中充满着对领袖的热爱,恳切地对毛主席说:“毛先生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是要革命的,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长久的。现在形势不好,您是吃惯了小米的人,到这里来吃大米吃不惯,毛先生还是早点回延安好。”他在提醒毛主席,重庆是虎狼之地,千万不能久留。他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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