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怀素对于线条的提炼,更加纯净,几乎是纯中锋用笔,好像排斥了喜怒情感,一味地将线条一拓直下,其实僧人的空、静、虚、和也是一种情感;张旭则显得更狂放,在流畅的行笔中,时常伴有点画的翻折顿挫,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喜怒哀乐皆动于心。艺术创作中情感的抒发,需要外部环境与作者心境的综合作用。孙过庭《书谱》中所谓的“五合交臻”,就是创作过程中外部环境影响情感表现的典型实例,是创作的最好时机。孙过庭认为要达到“神融笔畅”,“五合交臻”是先决条件:“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与“五合”相反的则是“五乖”,也就是五种不能创作出好作品的条件:“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五合交臻”容易产生创作灵感;而“五乖并骤”则容易破坏书写情绪。姜夔在《续书谱》中引用了《书谱》的原文,说明他十分赞同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论述的观点。他以《续书谱》作为自己书论的名字,更说明了这一点。

  【原文】书丹
  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为奇,而圆熟美润常有馀,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书丹者。然书时盘薄,不无少劳。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下则须发已白。艺成而下,斯之谓欤!若钟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谓癖矣。

  【译文】笔蘸墨写字容易瘦,蘸硃写字容易肥,所以书丹特别以瘦为难能,圆熟美润常觉有余,而嫌不够苍劲,那是蘸硃写字的必然效果,但要使刻手不失原来笔意,那就没有比书丹更可靠的了。不过书丹时碑匾高大,起伏上下,不免辛苦:从前韦仲将登高写凌云台匾额,写毕下来,须发都白了,所谓“艺成而下”,不正是这样吗!至如钟繇、李邕喜欢自己刻字,那只能说是他们的癖好了。

  【解读】本节为邓散木先生译本所据《佩文斋书画谱》本的最后一段。所谓书丹,本义是指用硃砂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便于刻制,有时也泛指用墨或者其他材料书碑。书丹而后刻,可以追溯到朱书甲骨,甚至岩画。由于红色所具有的膨胀性,用硃砂写字自然就显得肥大;而黑色则具有收敛性,点画就显得细瘦。姜夔不可能具备近代绘画才能,但是他对于颜色的感知无疑与绘画相通。姜夔认为,书丹而后刻最能保证书写的原初形态。不过,与此同时,姜夔也充分意识到,“书碑之劳”与“刻碑之癖”虽有可以称道的地方,但韦诞、钟繇、李邕则过分偏重于技法,而偏重技法的结果却是“艺成而下”。

  提到对于“艺成而下”的批评,自然会想到所谓“德成而上”。古代书法家往往以书法为余事,而正事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人而后成艺,或者艺成而人成,常常成为古代书家的追求。技进乎道,缘艺求慧,以艺成人,常常成为有思想的书法家们的目标。姜夔在这一段中实际上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何理解技道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续书谱》中此前所讨论的许许多多的技法,都是成艺成人的手段,而并非人生终极目标。比如,明代黄道周以书法为人生“七八等事”,就是较为突出的成人而成艺的例子。不过,还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书家仍然强调书法技法,把书法作为成人之重要途径:如苏东坡“一下笔便做千秋想”;米芾痴迷于书法,一生不择手段搜求名迹,渴求书法成就;董其昌则屡次三番地申述自己超越前人书法成就的梦想与抱负;甚至黄道周推举的王铎也期望“后日世上,好书数行”。通俗点说,德、艺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若偏于一面,就会伤及其他,只有两者互为补充,才能相辅相成。

  姜夔《续书谱》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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